当木氏的地位在丽江纳西族社会中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关系和政治格局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唐朝时中原与吐蕃的关系时好时坏，最后由韦皋招抚南招，击退吐蕃，使磨些蛮居住的金沙和雅砻江一带成为唐朝与吐蕃之间的交界地带;而到宋朝时期，宋太祖放弃了答对打渡河以外大片区域的治理，使滇西北地区各民族少了征战迁徙之苦，多了和平发展的机会。而元朝是以蒙古族建立的政权，由于蒙古族与藏族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比较密切的宗教文化关系(元朝皇帝请西藏宗教领袖八思巴为国师，并创制蒙古文)，使中央政权对西藏的关系进以步改善。于是，丽江一带所具有的“战略地位”不复存在，磨些蛮不在负有“守边”任务。就是在这种全国民族矛盾和政治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条件下，木祖先的注意力从军事斗争转移到经济文化发展这一问题上。

　　也就是从元朝起，纳西人从游牧与征战的民族变为完全定居的农耕民族，木是氏祖先开始对丽江坝子进行大规模的开发，疏浚河道，排捞引水，开垦土地，并在原通安州所在地的村镇内加修了社仓等设施，使‘巩本’(仓禀村)到元朝后期已初具城镇规模，为木氏祖先的南迁创造条件 。

　　元朝从1279年始到1368年止，总共不过90年时间，由于全国政治大局的变化，也由于丽江土司战略重心的转移，使白沙街逐渐失去原来的价值，纳西王不再顾虑有“敌人”敢于越过金江天堑进入丽江。战马早已放归山林，铠甲早已腐烂，刀剑已经生锈，他们曾经立脚的纳片沙坝笼罩在一片荒凉与萧瑟之中。于是，到了明朝初年，他们决定放弃白沙，迁址“巩本”这是纳西族历史上最关键也是最有意义的一次战略转移，从此开始了纳西族经济文化发展的新时代。

　　当元朝统治者被明朝所取代的时候，丽江土司阿得不愿追随梁王(元未明初云南统治者)负隅顽抗，而是第一个表示归顺。因为他的祖先曾经在这种变革与选择中获益良多，他不能错过 这次机遇。

　　1382年，(洪武十五年)，明太祖朱元章命博友德、沐英、蓝玉三员大将率领十万大军进兵云南，歼灭了负隅顽抗的梁王政权。丽江土司阿得赶着精心挑选的127匹丽江马，带着带着许多金银财宝，亲自到南京朝拜皇帝。(他显然知道朝拜皇帝的重要性，但元朝皇帝是自己找上门来，而明朝皇帝远在南京，他只有找个借口去拜见，才能达到政治目的)。果然，刚获得全国政权不久的朱元璋对阿得的忠心表示嘉许。据《木氏宦谱》的记载：

　　阿得.......元未任通安州知州，后复升改丽江宣抚司副使。大明洪武十五年，天兵南下，克服大理等处，得率众首先归附，总兵管将军太子大师颖国公博友德等处奏闻，钦赐以木姓.....十六年奉颖国公扎付，似本俯知府，开设丽江府。

　　明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木得在狮子山麓兴建“丽江军民府衙署”，即后来所称之“木府”。木氏终于在明朝初年放弃了立足千余年的白沙，正式搬迁到“巩之”。

　　关于丽江城的始建时间，应从宋未元初置通安州时算起，这似乎无异议，但不少学者又把帜通安州与木氏与祖先扯在一起，得出木氏祖先创建大研镇的结论。笔者从本文第一章便指出古城起源代经济活动这一点，肯定古城是在原始村落的基础上自然发展起来的，《木氏颐谱》记载木得洪武十六年“开设丽江府”，进一步证明了以上观点。

　　其实，就连40年代在丽江生活的“老外”顾彼得也看出了这一点，他说“丽江城实际上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村子形成的连合体，每条街都可以村子的名字命名，例如大街是乌伯村，我住的那条大街就叫乌托村。”

　　直到今天，丽江城的街港地名仍保留着“村”“寨”的原意，如大石桥附近叫“阿余灿”，八河叫“巴坞”，还有“串堆坞”，“坞泊”等，都含有村寨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