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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

时间:2020-01-05 00:39     来源:中国知网     作者:曲凯音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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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传统村落以其久远的建村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留存,极具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

 

  村落作为我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传统村落以其久远的建村历史和丰厚的历史文化留存,极具中华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彰显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在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中,天然地理和独特的自然资源优势奠定了村落初元生成的基础;文化资源优势凝固了村落生成的根基;特定历史空间的屯田聚落以及由血缘关系连接而成的宗族聚落等形成了我国传统村落独特的形成方式。我国传统村落的生成与变迁史,既是丰富与多样的中华文化不断厚积与传承的表现,同时也是中华文明不断发展的彰显与昭示。

  我国具有悠久的农耕社会史,农耕社会史也是一部村落生活史。作为中国乡土社区的单位,“村落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具有其特定的名称,是为人们所公认的事实上的社会单位”。[1]( P25)传统村落是指村落中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传统村落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

  一、作为历史与文明介质的传统村落

  “传统”一词,具有时间纵向和空间横向的双重含义。纵向曰“传”,是指时间上的历时性、延续性,是指那些过去有的,现在仍然在起作用的东西,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活的东西; 与之相对,横向曰“统”,既指空间的拓展,也蕴含权威性的含义。按照《辞海》的解释,传统是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社会习惯力量,存在于制度、思想、文化、道德学各个领域。……对人们的社会行为有无形的控制作用”。[2](P242)作为历史上延传下来的制度规范、道德风俗、宗教艺术乃至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等,传统一词着力强调了思想文化的厚重性以及延续性这两种特性。对村落冠以传统一词的界定也正是对村落文化与历史的厚重性与延续性的鲜明呈现。

  中国传统村落是于2012年经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等四部门联合发起、调查和认定的村落。从该项目启动至今已经评选3批、共有2555个村落入选《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在我国学术界,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对传统村落的界定着重突出了村落历史文化的丰厚历史留存以及完好的延续与传承。传统村落凝聚了我国农耕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厚重文化史,体现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与独特的精神特质,极具民族文化的本源性和历史传承性。传统村落所蕴含的精神特质,也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传承着的集体记忆和集体呼唤。在一定意义上,传统村落既是炎黄子孙的灵魂栖息处,也是中华民族乡愁的最集中体现。

  二、地理、自然资源优势奠定村落生成的基础

  农耕社会时期,生产条件简单、劳动生产率低下,以家庭为生产和生活单位,属于自给自足、分散式的小农经济。在这样的村落生产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先祖在很大程度上是依靠自然而生存和繁衍的,基于此,自然对人类社会的馈于以及人类对自然的利用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村落生成与发展的形式。

  ( 一) 建村选址: 与地理环境的相依相存

  地理环境决定论的代表,德国的F.拉采尔认为,气候和空间位置等地理因素是人类外在体质以及内在心理、思想意识等形成差距的主要原因,地理因素进而影响并决定国家的历史发展命运。纵观人类起源史上文明出现最早的地中海东南之滨的西亚北非地区的“肥沃的新月”等文明古国的历史,不难看出,人类文明曙光的孕育离不开河流与山川。我国古代先祖在建村选址时,对宇宙、自然与人的和谐共生思考得更为缜密,这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思想的具体呈现。天然的地理资源在村落的生成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村落地理区位上的依山而居、临水而居等聚落形态。

  据史料记载,云南红河州石屏县宝秀镇郑营村的郑氏始祖当年看到原“普胜村”(郑营村的原名)后山山势连绵,村内有巨塘浩淼,属于易守难攻之军事之地,遂在此定居繁衍。此处的“后山”即为迎龙山,“浩淼巨塘”为郑营村西北角的赤瑞湖。从村落的地理位置上看,郑营村依迎龙山而建,面赤瑞湖而生,很好地诠释了人与自然的和谐与共生。被称为“天下第一村”的湖南省岳阳市岳阳县张谷英镇张谷英村,呈半月形分布在渭洞笔架山下。渭溪河从村前流过,形成“溪自阶下淌,门朝水中开”的格局。江西吉安市吉州区兴桥镇的钓源村,由庄山、渭溪两个自然村组成,东为渭溪,西为庄山,均以东西走向的“∽”形长安岭为屏,两村分别落位于长安岭类似太极图的“少阴”位和“太阴”位。这一特有的村落模式,表达了钓源先人对地理环境、气候条件以及堪舆理论的理解,体现了追求自然与人为、天道与人道完美交融的境界。

  在生产力水平低下、依靠自然资源生存、发展的农耕时代,丰富的土地和水资源为村落的生成奠定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山水相依,是古代先民与自然相依相存的最淳朴的生存价值观。“天人合一”的传统文化思想也促成了村落建村选址的重要基础。作为中华传统文化主体之一的“天人合一”思想,最早由庄子阐述,在《庄子·达生》中曰:“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汉代儒家思想家董仲舒发展为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体系。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最基本的含义就是肯定‘自然界和精神的统一’。”[3]( P13)天人合一构成了人类社会中最根本的矛盾对立统一体,体现了万物矛盾中内与外、静与动、主动与被动以及思想与物质的对立统一要素,同时也指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

  ( 二) 立村发展: 与独特自然资源的共生

  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是基础,它制约着包括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全过程。初民社会的人类生活,遵循着“人饥则求食,不食则死; 寒则求衣,无衣则僵;避风雨则求庐舍,无庐舍则病。衣食住者实人生所必不可缺之生活资料也”。也正是因为此,“时无论古今,人类必自有其生产方法以生产生活资料而分配之”。[4](P16)于是,初民社会的先民便在当时的自然条件下,依赖自然资源立村发展。

  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从江县加榜乡党扭村的梯田,便是人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典型体现。梯田依山而开,随山势地形、山坡海拔而变化。梯田把江河、森林与村落有机地结合起来,呈现出人与自然高度协调与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态势。云南诺邓古村村落之形成与发展,与特有的盐业资源密不可分。据《新纂云南通志》考,诺邓因产盐而聚集人户,故诺邓村习称诺邓井。[5](P48)诺邓盐井自汉朝开采以来至今历两千余年。诺邓也因盐业的发展成为当时滇西白族最早的经济重镇、被誉为“富甲一方”的古村。江西省婺源县虹关村,历史上素有“墨乡”之称。据清代《名墨谈丛》一书记载: 婺源墨铺有百余家以上,仅虹关詹氏一姓就有80多家。虹关詹姓墨铺之多,墨之著名,声誉之广在当时国内制墨业实属罕见。虹关村也因徽墨生产而逐渐发达。

  独特的地理资源优势作为一种社会资本,在传统村落的历史生成中可以说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也正是这种作为物质资源的社会资本,奠定与凝练了传统村落独特的文化气质。美国社会学家林南认为:“社会资本表现为在目的性行动中被获取的和被动员的、嵌入在社会结构中的资源。”而在组成社会资本的要素中,林南特别强调资源( 可以定义为物质或符号物品) 是社会资本理论的核心。[6](P28)法国的H.孟德拉斯在《农民的终结》中指出:“在农民社会中,技术、人口、经济、社会和心理等不同因素配合得何等密切和巧妙! 最小的技术变化等都会影响到整个系统的平衡,带来整个系统的变动和重组: 而变动一旦起始,就受到自身固有动力的驱使,直到建立一个全新的系统。”[7](P24)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村落与独特的自然资源相共生,以自然资源为先在的社会资本,由此引发村落经济的发展,进而奠定村落的生成与发展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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