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既具有传统农耕文化思想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近代文化开放的思想因子。研究和探析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对于认识和把握近代中国社会文化特别是家庭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其变化发展趋势，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

　　曾国藩乃中国传统文化在近代的重要传承者，且其又能变通地接受和借鉴近代西方文化的某些因子。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正是这两种文化观念影响的结果。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对当代中国人的治家独具文化魅力。

　　一、曾氏家族耕读文化传统及其对曾国藩的影响

　　曾氏家族一直在荷叶塘过着半耕半读的农家生活。据王定安所撰《曾国藩事略》记载：“曾氏自明朝以来世业农，积善孝友，而不显于世。星冈公少时善任侠，已乃折节下士。尝曰:‘吾少耽游惰，往还湘潭市肆与裘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寝。长老有讥以浮薄将覆其家者。余闻而立起自责，货马徙行，自是终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讲求农事，居枕高嵋山下，垄峻如梯，田小如瓦，吾凿石决壤开十数畛而通为一，然后耕夫易于从事。吾昕宵行水，听虫鸟鸣声以知节候，观露上禾颠以为乐;……吾早岁失学，壮而引为深耻。既令子姓出就名师，又好宾接文士，候望音尘，常愿通材宿儒接迹吾门，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礼不怠，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曾亲自撰写了一幅对联:“有子孙有田园家风半耕半读，但以箕裘承祖泽。无官守无言责世事不闻不问，且将艰巨付儿曹。”

　　亦耕亦读，勤俭持家，敬祖睦邻，成为曾家持家立业的基本生活理念和世代相传的传统。在曾国藩家书中，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内容是教导弟妹子侄要谨守家传耕读文化传统的。他在与其弟的书信中再三强调，“家中兄弟子侄，总宜以勤敬二字为法。”“诸弟在家，总宜教子侄守勤敬。”“子侄除读书外，教之扫屋，抹桌凳、收粪、锄草，是极好之事，切不可以为有损架子而不为也。”在曾国藩看来，耕读勤勉，实为兴家守家之根本也。“半耕半读，未明而起，同习劳苦，不习骄佚，则所以保家门而免劫数者，可以人力主之。”“一代疏懒，二代淫沃，则必有昼睡夜座、吸食鸦片之渐矣。”为此，曾国藩将曾氏家族的治家之道概括为八字诀。咸丰十年(1860年)闰三月初四他在给曾纪泽的信中说:“昔吾祖星冈公(曾玉屏，曾国藩祖父)最讲求治家之法，第一起早;第二打扫洁净;第三诚修祭祀;第四善持亲族邻里……此四事之外，于读书、种菜等事尤为刻刻留心。故余近写家信，常常提及书蔬鱼猪四端者，盖祖父相传之家法也。尔现读书无暇，此八事纵不能一一亲自经理，而不可不识得此意，请朱运四先生细心经理，八者缺一不可。”曾国藩在给曾国潢的信中也提到：“余与沅弟(曾国荃)论治家之道，一切以星冈公为法，大约有八字诀。其四字即上年所称‘书、蔬、鱼、猪’也，又四字则曰‘早、扫、考、宝’。……星冈公生平于此数端最为认真，故余戏述为八字诀曰：‘书、蔬、鱼、猪、早、扫、考、宝也’。”所谓书者，读书习字也;蔬者，下地种菜也;鱼者，池塘养鱼也;猪者，喂猪养畜也;早者，早起也;扫者，扫地也;考者，祭祖也;宝者，亲族和睦也。这集中反映了曾国藩家族的耕读文化传统。以后曾氏家族虽历经变乱，然始终兴盛不衰，人才辈出，与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不无关系。

　　二、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及其特征

　　(一)以农为本，耕读兴家。

　　曾国藩出身农家，农业在他一生的经济和精神生活中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曾国藩不仅将农业看作是治生之道，而且把重视农业看作是治家之道，将它视为家族兴盛的根本。他在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给他的几个弟弟的信中写道：“吾细思，凡天下官宦之家，多只一代享用便尽，其子孙始而骄佚，继而流荡，终而沟壑，能庆延一二代者鲜矣。商贾之家，勤俭者能延三四代;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其为仕宦之家。”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他在给四个弟弟的信中又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同治六年五月初五日，老年的曾国藩在官场饱经沧桑后，给四弟的家书中总结道：“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之家为本，乃是长久之计。以“耕读”作为持家立业兴族之根本，以耕养读，以读促耕，并在此基础上加强道德修养，提升家庭文化品位，是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及其治家思想的基本点。

　　(二)去惰戒奢，勤俭持家。

　　在家族中提倡勤苦耐劳、俭朴节约、去除怠惰、力戒奢佚，是曾国藩治家书信中再三强调的又一重要主题。咸丰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他在致诸弟的信中提出：“要实行勤俭二字。内间妯娌不可多讲铺张。后辈诸儿须走路，不可坐轿骑马。诸女莫太懒，宜学烧茶煮饭。书、蔬、鱼、猪，一家之生气;少睡多做，一人之生气。勤者生动之气，俭者收敛之气。有此二字，家运断无不兴之理。”咸丰十年十月二十四日，他在给曾国荃的信中再次强调：“余在外无他虑，总怕子侄习于骄奢佚三字。家败离不得个奢字，人败离不开个佚字，讨人嫌离不开个骄字，弟切戒之。”

　　曾国藩家族在19世纪中后期实为当地显族，家中财富自然极丰，但他能勤俭自持自勉，实为难能可贵。正如他在咸丰六年九月二十九日给曾纪鸿的信中所说：“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余服官二十年，不敢稍染官宦习气，饮食起居，尚守寒素家风，极俭也可，略丰也可，太丰则吾不敢也。他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还能力劝家族成员禁奢去骄戒佚，则更为难得。他在咸丰十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致诸弟的信中说：“余德薄能鲜，而享天下之大名，虽由高曾祖父累世积德所致，而自问总觉不称，故不敢稍嫌骄奢。家中自父亲、叔父奉养宜隆外，凡诸弟及吾妻吾子吾侄吾诸女侄女辈，概愿俭于自奉，不可倚势骄人。”也正因为如此，曾氏家族确乎在以后几十年乃至数代人才辈出，长盛不衰，这不能不归功于曾国藩的家教及曾氏家族的文化传统。

　　(三)克己自律，周济族戚。

　　曾国藩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为官勤政廉明，治家亦克己自律，并具有浓厚的大家族观念，对族戚不吝周济和关照。他在为官期间给家中寄钱物时，总不时有分送族戚的嘱托。在曾国藩往来家书中就有多次记载。如道光二十四年正月二十五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就提到：“男前次信回，言付银千两至家，以六百为家中完债及零用之费，以四百为馈赠戚族之用。昨由受恬处寄回四百，即分送戚族可也。”对这笔款项他还多次写信查问落实情况，因家中未按他的意见落实，他为此还与家里发生了一点小矛盾。曾国藩为此作了许多耐心细致的说服工作。同年三月初九日，他在给祖父母的信中解释道：“孙所以汲汲馈赠者，盖有二故：‘一则我家气运大盛，不可不格外小心，以为持盈保泰之道;旧债尽清，则好处太全，恐盈极生亏：留债不清，则好中不足，亦处乐之法也。二则各亲戚家皆贫而年老者，今不略为做助，则他日不知何如。……赠人之举，今若不为，后必悔之。”三月二十日，他又致信诸弟开导他们：“六弟、九弟之岳家，皆寡妇孤儿，槁饿无策。我家不拯之，则孰拯之者?我家少八两。未必遂为债户逼取;渠得八两则举室回春。贤弟试设身取地，而知其如救水火也。”

　　曾国藩对亲戚族党尽力周济关照，而对自己之小家则尽可能克俭自持自律。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大凡做官的人，往往厚于妻子而薄于兄弟，私肥于一家而刻薄于亲戚族党。自余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官(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此时侍奉高堂，每年仅寄些须，以为甘旨之佐。族戚中之穷者，亦即每年各分少许，以尽吾区区之意。……将来若做外官，禄入较丰，自誓除廉俸之外，不取一钱。廉俸若日多，则周济亲戚族党者日广，断不畜积银钱为儿子衣食之需。盖儿子若贤，则不靠宦囊，亦能自觅衣饭;儿子若不肖，则多积一钱，渠将多造一孽，后来淫佚作恶，必且大玷家声。故立定此志，决不肯以做官发财，决不肯留银钱于后人。若禄入较丰，除堂上甘旨之外，尽以周济亲戚族党之穷者。此我之素志也。”

　　(四)礼尚往来，重义轻财。

　　曾国藩在处理同朋友、同僚、世交及其他外人的关系时，其基本准则是礼尚往来，重义轻财，互相帮助，解危济急，不占别人便宜。他在京应试及为官期间既向同窗、同僚、故人借钱应急，也借钱给别人。这在他往来家书中多次提到。咸丰二年八月初八日他在闻母去世回乡奔丧的路上写信给暂留京理事的纪泽说：“他人欠我账目，算来亦将近千金。惟同年鄢勖斋。当时听其肤受之诉而借于百金，其实此人并不足惜。今渠已参官，不复论已。此外凡有借我钱者。皆光景甚窘之人。此时我虽窘迫。亦不必问人索取。如表亲家、黎樾乔、汤世兄、周荇农、邬云陔，此时皆不甚宽裕。至留京公车，如复生同年，吴镜云、李子彦、刘裕轩，曾爱堂诸人，尤为清苦异常，皆万不可向其索取，即送来亦可退还。盖我欠人之账，既不能还清出京，人欠我之账而欲其还，是不恕也。从前黎樾乔出京时亦极窘，而不肯索穷友之债，是可为法。”与乡邻、世交的交往，曾国藩主张礼尚往来，不可疏远。如道光二十七年三月初十日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泽六爷(为其祖父治过病的医生)近年待我家甚好，即不请他诊病亦须澄弟到他处常常来往。不可太疏，大小喜事，宜常送礼。”

　　对待人情往来，曾国藩的处事原则是不轻易受人惠、取人财，不占别人便宜。道光二十七年元月二十七日他在致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己亥年在外把戏，至今以为恨事。将来万一作外官，或督抚，或学政。从前施情于我者，或数百，或数千，皆钓铒也。渠若到任上来，不应则失之刻薄，应之则施一报十，尚不足满其欲。故兄自庚子到京以来，于今年八年，不肯轻易受人惠，情愿人占我的便益，断不肯我占人的便益。将来若作外官，京城以内无责报于我者。澄弟在京年馀，亦得略兄其概矣。此次澄弟所受各家之情，成事不说，以后凡事不可占人半点便益，不可轻取人财。切记切记。”

　　(五)思想开放，科技事农。

　　曾国藩虽然大部分时间不在乡间务农，对农业生产技术不是很了解，但他对于农业生产的关注和重视，使他对于某些农业生产技术也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并能将近代开放意识和农业科技融入其中。如曾国藩在家庭种蔬的问题上就主张改进农村传统的种蔬技术，从外地引进先进的技术和方法。咸丰十一年四月初四日，曾国藩在致曾纪泽的家书中写道：“乡间早起之家，蔬菜茂盛之家，类多兴旺。晏起无蔬之家，类多衰弱。尔可于省城菜园中，用重价雇人至家种蔬，或二人亦可，其价若干，余从营中寄回，此嘱。”一向节俭的曾国藩为什么提议花重金从省城雇人至家种蔬呢?这是因为他认为城乡之间种蔬技术和水平存在着重大差异。咸丰十一年五月十四日他在给曾国潢的信中说：“乡间种菜全无讲究，比之省城中好菜园，何止霄壤!余欲学些好样，添些好种，故令纪泽托在省雇工，弟可不必打破耳。”

　　曾国藩不仅主张从外地雇人种菜，引进技术，而且结合自己的体验，亲自研究有关农业技术。咸丰八年九月二十八日，他在给澄侯、季洪两弟的信中提到：“蔬菜茂盛，此是一家生意。细塘上之横墙，不筑尽可，下首须雄过上首。此吾弟之老主意，兄亦颇主此说。且有菜无淤，亦是罔济，淤亦押韵字也。”这是曾国藩对家中菜园周围环境和施肥所提出的见解。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四日，他在曾纪泽的信中又提出了自己对菜园布置的看法：“省城园丁来家，宜废田一二丘，用为菜园。吾现在营课勇夫种菜，每块土约三丈长，五尺宽，窄者四尺余宽，务使芸萃及摘蔬之时，人足行两边沟内，不践菜土之内。沟宽一尺六寸，足容便桶。大小横直，有沟有浍，下雨则水有所归，不使积潦伤菜。四川菜园极大，沟浍终岁引水长流，颇得古人井田遗法。吾乡一家园土有限，断无横沟，而直沟则不可少。吾乡老农虽不甚精，犹颇认真，老圃则全不讲究。我家开此风气，将来荒山旷士，尽可开垦，种百谷杂蔬之类。如种茶亦获利极大，吾乡无人试行，吾家若有山地，可试种之。”曾国藩对竹木的种植亦有自己独到见解。他在同治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给曾国潢的信中提到。“黄金堂下首之竹务须大删，每二尺宽乃可留一根。柞树尤宜多芟，否则愈密愈不长也。”

　　从以上小事可以看出，曾国藩不仅对农业生产有相当的了解，而且能将近代开放意识和农业技术运用于对农业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其中不乏有价值的认识和见解。

　　三、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与当代价值

　　曾国藩生活在中国封建社会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曾国藩文化思想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作为出身耕读世家的曾国藩，一方面深受传统儒家文化的熏陶，以至成为“中国最后一个大儒”：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睁眼看世界”的文化开放意识对曾国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他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开山”人物。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亦体现出这两种文化影响，它既继承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又反映出近代文化开放和科技意识，它的基本思想和主流是对中国传统农耕文化的总结和提炼，但在一定程度上又跳出了传统士大夫的耕读文化理念。在传统的中国社会，读书的目的是“跳农门”，即所谓“学而优则仕”，而农业则一般认为是“小人之事”，以致在整个中国古代出现“农者不学，学者不农”的现象，一般读书人对农业是不屑一顾的。曾国藩作为正统出身的士子，后来成为一品大员，却能始终关注农业，并将近代观念结合自己的体验贯彻于其对农业问题的认识，实属难能可贵。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不是简单地继承中国传统的“以农为本”的思想，而是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农业视为持家兴族之道。这是曾国藩农耕文化思想的最大特色之所在。他将中国传统农耕文化和家族耕读文化传统有效地运用于治家，其中确有其许多有价值的经验总结，对当今社会的治家理财和家庭文化建设不无借鉴意义。如勤俭持家，戒奢去惰，克己自律，谦让除骄，礼尚往来，解危济急，和亲睦邻，周济戚友等思想，在当代中国家庭建设中也是值得提倡的。

　　曾国藩耕读文化思想在整个曾国藩文化思想中虽然不占主要地位，但它在当今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急剧转型、家庭文化建设面临各种困惑的情况下，对人们来说，却是独具魅力和文化影响力的重要文化思想。1990年代以来兴起的曾国藩“文化热”，其耕读文化和家教思想是人们最感兴趣的“兴奋点”。

　　【说明】原文刊载于《船山学刊》，2007年1月。

　　【作者简介】范大平(1962一)，男，湖南隆回人，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