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耕读传家与文化濡化

时间:2020-01-04 11:45     来源: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期刊     作者:文江涛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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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村落社区为文化地理空间,以家族为单位的乡民自发读书学习、耕读结合的教育习俗与文化传统。耕读传家习俗是文化濡化的一种重要机制和实践。

 

  原标题:耕读传家与文化濡化——广西灵川县江头洲村文化教育习俗为例

  摘要: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村落社区为文化地理空间,以家族为单位的乡民自发读书学习、耕读结合的教育习俗与文化传统。耕读传家习俗是文化濡化的一种重要机制和实践,它不仅具有文化传承的巨大功能,而且可为今日乡村文化建设提供深刻的启示。广西灵川县江头洲村文化教育习俗的养成就是成功的范例。

  关键词:耕读传家;文化濡化;教育习俗;文化传承;江头洲村

  引论

  耕读传家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以村落社区为文化地理空问。以家族为单位的乡民自发读书学习、耕读结合的教育传统与文化习俗。这是相对于精英阶层书院教育的一种民间教育模式,是一种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的非国家教育体制。

  耕读传家的文化特征是在乡土社会中自然形成的读书传统,农耕是家庭家族生存繁衍的根本;读书是家族兴旺发达的保障,是族人进身的阶梯,也是农家子弟从社会底层摆脱出来取仕为官的唯一途径。

  作为一种教育传统和文化定势,耕读传家宣扬儒家的道德规范,强调以孝悌仁义维护家族的和谐,让族内子孙在尊师重教、崇文慕学、勤耕上进的人居环境中耳濡目染,顺利完成文化的濡化过程,由此造就了大量出自乡野的而文化底蕴深厚的杰出人才。

  胡念望先生在《读可荣身耕以致富:耕读文化》中指出:“到了宋代,耕读文化由于科举制度的演进而得到改造与加强。北宋仁宗皇帝的几条科举政策有力地推动了耕读文化的发展:一是规定士子必须在本乡读书应试,使各地普设各类学校:二是各科进士榜的人数上给南方各省规定了优惠的最低配额:三是规定工商业者和他们的子弟都不得参加科举考试,只准许士、农子弟参加。这大大地激发了普通人家对科举入仕的兴趣,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瑚由此,“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乡土农家的现实图景。

  笔者调查的灵川县江头洲村地处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桂林,人杰地灵,其历代教育事业发达,文风鼎盛,名人辈出,人文底蕴深厚,为我们在文化人类学的濡化理论视野下观照耕读传家习俗提供了典型个案。

  二、江头洲村耕读传家传统的传承与赓延

  灵川县九屋镇江头洲村距桂林市北郊32公里,现有居民158户,680余人,主要姓氏为周姓,占人口的80%左右,其余各姓有苏、康、万、李、徐等。

  据《灵川县志》和江头洲周氏族谱记载,江头洲村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周氏村民系我国北宋著名文学家、哲学家、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后裔,明朝洪武年问从湖南道州迁徙至江头洲[2](麟),被外界称为“爱莲家族”。据周崇德老人晚年所编《爱莲宗祠史话》记载:“吾始祖秀旺公,一世祖志轩公于明代洪武年间,为家穷所迫,处于无奈之际,携一世祖志轩公,离乡背井,从湖道州县官虞步宦游西粤,曾寄居过广西龙胜县牛头寨,直至广西灵川县建寨上塘,先今名江头洲。”[3]始祖秀旺公乃周敦颐十一代,其后已有二十二代,即现居住在江头洲的周氏族人是周敦颐第三十四代。周氏族人以名门之后为荣,遵先祖遗训,环村皆种莲。只是昔日的莲花池。

  今日已不复存在,毁于20世纪70年代“文革”之中。位于江头洲村口的“爱莲家祠”不以“周氏”而以“爱莲”为名,是取自先祖周敦颐的《爱莲说》,意在教育族人秉承和弘扬爱莲文化,“兴乡先兴教,做官先做人”。

  在调查研究中,我们发现这个秉承周敦颐《爱莲说》莲花“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之遗风的自然村落,从明清以来周氏族人叱诧科举闱场到今日莘莘学子金榜题名,可谓“门第常新,足兆三槐之瑞;人文蔚起,高拔五桂之芳”,其耕读传家尊师重教之学风传承至今绵延不绝。正如《周氏家训》“‘中一吾家风尚,素为严紧;规行距步,奉莲指教’,‘贵谷务本,稼穑及重;粮丰物阜,立根之首’,‘送子求学,增知博学;若中及第,擢升显赫”’所呈现的,其耕读传家的文化传统包含了多重诉求:重稼穑以立根,树爱莲家风以集群规约,崇读书以光门第。作为名门之后,周氏家族向以弘扬爱莲精神为做人之本,以爱莲文化为中心的德性教育是其耕读传家传统习俗中的重要一页。因此,耕读传家的重教传统和注重传承与弘扬爱莲文化便成为了周氏家族崛起的最关键因素。

  (一)“耕读传家久,读书继世长”——乡村文明史的展现

  周敦颐后裔第十一代从湘桂大道于明洪武年间迁移至此,历筚路蓝缕而创下基业。周氏先辈们努力发展生产,以耕田为本,“俭啬力耕”[2],并依托桂林乃桂粤、湘桂以至中原通往南方必经之路的区位优势,发展手工业。那时族人们熬酒、种菜、开布艺铺、打铁、种棉麻,在距今江头洲500米远的大埠圩(市场)交易,所得金银钱两购房置地,发展教育事业。经过几代人励精图治,自二始祖(周敦颐第十三代)时期,周氏家族向科举发起了冲刺,从此以后,江头洲周氏一族文运亨通,人才辈出。自明代起即兴教化之风,到清代同治、光绪年间达到顶峰。

  据不完全统计,江头洲村周氏家族历代以来出仕168人,有秀才上百人,县学74名(其中武生4人),府学46名,贡生31名,国子监生36名,举人28名(其中副车2名),会试贡生9名,进士8名(灵川县清代进士29名,占全县的27.85%),庶吉士7名。有父子进士(启运、廷揆),三代庶吉士(履泰、启运、廷揆)。周永一家五代五知县。周绍昌一家三代,两代进士,三代都翰林。

  古代参加科举考试乃族中大事,往往是家族先辈经过几代人的经济积累,才有可能支持弟子读书考官。进省城、京城赶考需要大量的资金,而这些都得靠乡亲士绅捐助或族田族产所获的钱财以供读书人一路花费。周氏爱莲家族正是经过几代十几代几百年的努力,从明代考上府学的周禄戌。到清同治光绪年间的科场奇迹,个中的艰辛历程是令人难以想象的。而其中,再怎么高估宗族制度在支持族中子弟科举取仕过程中的作用也不为过。“耕”是生存之本,“读”乃进身之阶。科举取仕之路是古代乡民进入国家官僚阶层的唯一通道。就周氏爱莲家族而言,从故乡移民而来,在他乡异族之中要想站稳脚跟,提升社会声望,就必须通过科举出仕以依托中国社会最大的力量——国家权力资本,他们自然会把教育放在头等位置,可略举几例:

  士绅办学——清同治年间举人周廷冕为专课族中子弟而设通政、中正、蒙正三学堂,适龄儿童不论男女皆可免费入学;清道光六年考中进士的周启运在家乡兴办义学.大力发展教育。

  爱莲家祠——筹建于清同治、光绪年间;始建于光绪八年(1882年),落成于光绪十四年的爱莲家祠,由举人周永、诸生周紫卿在其内独资兴办爱莲书院、“进化”、“保粹”诸学校,勉教实行。民国年间,爱莲家祠由私塾改为蒙正国民基础小学。直至1997年,爱莲家祠不仅仅是村民议事、清明祭祖的公共场所,更是一座在村民心目当中具有崇高地位的教育设施。1997年,设在家祠内的原江头洲小学才搬迁至现在的美洲小学。

  字厨塔一设在护龙河畔,凤凰桥头的字厨塔是江头洲爱莲家族尊重知识、爱惜文字的文化象征。此塔是用来焚烧残废书籍、试卷、作业和字画等一切著有文字之物的专用塔。族人中至今存在着这样一个禁忌:如果族中子弟践踏文字,用有文字的纸片入厕而不是在塔中烧掉,那么此人将要眼瞎。

  名师授课一江头洲爱莲家族历代读书出仕,本族就具备优良的教师队伍可资教化子弟。不仅如此,他们还利用多年积累的官场人际关系,延请诸如广西巡抚、广西学政、兵部主事、直隶总督、云贵总督、翰林院编修、按察使、广西布政使、训导等一大批学有专精的知名人士前来家祠庭训授业,族中子弟借此扩大了视野,增进了见识。

  这说明“乡村早已安排了被古代精英规划的儒学精明要义的教育,即乡土社会存在着普及性儒学教育”,它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传承的主要途径之一.耕读文化也因此得以延续。

  经过历史的沧桑巨变,各种政治浪潮的洗礼,江头洲爱莲家族始终坚持:知识是最重要的。从明清以来勤耕苦读的科举取仕,到今日之科教兴国,族人们似乎参透了历史的真谛,达到一种大彻大悟的通透境界:“地位、金钱、荣华富贵可以被别人拿走,而唯有存于头脑中的知识是别人无论如何也拿不走的,风也刮不动,水也冲不走,谁也抢不到。”[5]

  为了弘扬爱莲文化,教育子弟勤奋读书.成立于2000年的江头洲古民居管理委员会办了几件大事:整理族谱、勘察文物及保存古迹以延续家族记忆:在护龙河畔重新树立历代科举中榜先辈的石刻碑,以勉励族中弟子勤奋读书;在各家各户大门楼上重新挂立牌匾,诸如“中宪大夫”、“按察使”、“翰林院编修”、“奉政大夫”⋯⋯并配有文字说明:重建了毁于文革期间的字厨塔;抽取每年旅游收入的一部分奖励每年高考中榜者;设立图书室,村民可以免费借阅⋯⋯。

  上承耕读遗风,江头洲村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年年皆有高考中榜者,近两年尤甚,2004年江头洲村考取大学3名,2005年考上大学人数实为8人,另两人因未考取名牌大学而放弃,重新补习,准备明年再考。

  考上者名录皆作为光荣榜公布于江头洲村中黑板报宣传栏上,并注明“这不仅是学生自己的光荣,家长的光荣,更是我们全村人的光荣”的字样。

  江头洲村当初重新悬挂牌匾的用意不仅仅在于发展旅游,更重要的是在光耀门庭之余,先辈的辉煌会告诫人们:“别做不孝子孙而有辱祖先。”可以说这是一种“影响的焦虑”嗍,但更是一种激励,激励后代超越祖先。每当家中子弟读书出现松懈的迹象时,家长便会这样训导孩子:“我们家里可是五代知县⋯⋯,是书香门第,你不勤奋读书的话会把这种家学给断了,怎么对得起祖先?”由此可见,耕读传家传统习俗的强弱,除了表现在乡村社会尊师重教制度的有形规约之外,而作为第一濡化机构的家庭往往是传承良好学风的关键“场域”,在家族先辈中读书成才典型的无形感召下,耕读成为一种布迪厄意义上的“惯习”。

  (二)“出污泥而不染,濯清莲而不妖”——爱莲文化的传承周氏家族一向自称“爱莲家族”。尊理学创始人周敦颐为先祖,秉承理学精髓,大力构造理学氛围,营造家居理学环境,崇先祖理学以弘扬爱莲文化。祖祖辈辈一向以爱莲文化传人自居.将爱莲文化作为他们的家族特征与文化象征。莲花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已被周氏家族定为其家族最稳定的内核,也是其区分周边家族的最鲜明的边界。自古以来,周氏宗族士绅运用理学和爱莲文化对外强化其家族边界;更重要的是对内巩固其家族凝聚力,加强家族记忆。爱莲文化与理学本身就具有浓郁的伦理道德色彩,是训导、教化子弟的最重要工具。姑且不论江头洲周氏家族尊周敦颐为祖先.崇爱莲文化为其家族象征是否是一种“传统的发明”或“创造”(8)(p15),就其历代先民运用爱莲文化对家族子弟进行德性教育本身就值得我们深入探讨。爱莲文化为周氏家族的绵延,提供的是人文根基和伦理保障及井然的人伦秩序,而无论是在传统中国还是现代中国,伦理常与政治相关,且政治和伦理又寓于教育的观念与行为中。由此造就中国乡村社会明显的文化继承性。在江头洲,以爱莲文化为核心的儒学理念长久传递,其世代渗透铸成古今周氏族人大抵一致的集体意识与无意识文化成分,对他们的人性转变起到一种模塑作用阳哟。

  周氏族人是这样介绍和定义“爱莲文化”及其作用的:

  “爱莲文化主要分布在江头洲村一带。历史上对桂林以至岭南均有较大影响。周氏先祖为北宋理学家、思想家周敦颐,字茂叔,学者称濂溪先生。周敦颐的传世名篇《爱莲说》是爱莲文化的奠基。爱莲文化历史悠久,经历了形成期、成就期、兴盛期多个阶段,在周氏家训中完整体现了爱莲文化“真诚、积德、行善、奉献”的精髓。爱莲文化其民间信仰博大深厚,为世人道德传统崇高,为官廉正,为民众信仰的根基。江头洲村的“爱莲文化”是以周氏先祖《爱莲说》为精神理念,教化育人,提升人格,树立为人道德规范,为官清廉,为民守纲崇尚儒学,热衷增智博学等一整套系统的治国持家、行事做人的爱莲文化信仰”(10)。

  爱莲文化已上升为周氏族人的“信仰”,而其信仰的教义不仅仅是《爱莲说》,而是由江头洲周氏后裔、进士据爱莲精神周启运创立的80句共320个字的《周氏家训》,其“进一步弘扬了爱莲家风,其‘六德六竹’、‘祛邪传儒’、‘立身厚道’、‘尊老爱幼’、‘贵谷务本’、‘衣食俭朴’、‘增知博学’、‘仁慈隐恻’、‘与人为善’、‘报国为民’、‘奉莲指教’等用以规范后人,立身处世。”(10)而“江头洲村爱莲文化传承多以在《周氏家训》规范为人影响下,增知博学,热衷科举,苦读贤书而为官为民的”,也“因此从明朝嘉靖年起,周氏子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人才辈出,出现了周启运、周冠等八位进士,周绍昌家有父子进士⋯⋯”。(10)

  正因为有如此深厚的爱莲文化底蕴,江头洲周氏历代出仕168人,无一贪官,被外界称为“清官村”。在今日沉渣泛起的中国社会,这些人格典范自然成为周氏家族史中最为光辉的一页而被村民不断加以凸现。如今村民们在将其向外展现之余。更重要的是将先辈为官为人处世的事迹教育后代——通过调动“集体记忆”和家族记忆实现其教育功能:“每当我们回溯到这些事件和人物,并对它们加以反思的时候,它们就吸纳了更多的现实性,而不是变得简单化。这是因为,人们不断进行反思,而这些事件和人物就处在这些反思的交汇点上。因此,正是在家庭记忆的框架中,许多人物和事实才确实发挥了标志的作用;但是,每个人物都表达出一套完整的个性,同样,每个事实也都扼要地重演了这个群体生活中的某个完整的时期。正如意象和观念之间的关系一样,它们也在一起共存。当我们对之进行反思时,似乎我们真的再次又与过去发生了联系。”

  如上所述,在对先辈的回忆和与现实的关联之中,族人们营造了优良的濡化环境,使周氏子弟在这种人文环境中熏陶感化于无形,施之以无言之教。村民们在话语实践与身体实践中无处不体现着爱莲文化的精髓,互助互爱,尊老护幼。今日的江头洲爱莲家族基本保留着明清以来的生活习俗,夜不闭户,偷鸡摸狗的苟且之事绝迹。这样的环境如春风之普被,如细雨之滋润,自然会在不知不觉中陶冶出具有优良品性的人才。

  三、耕读传家:文化濡化的机制和实践

  文化濡化(enculturation)是美国人类学家赫斯科维茨(MelvilleJ.Herskovits,1895--1963)在1948年出版的《人及其工作》这部著作中首先使用的一个概念,为后来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和跨文化研究学者所广泛接受,成为研究文化的纵向代际传递和流动的一个关键概念。文化的濡化是指“人及人的文化习得和传承机制。认为文化是人创造的,文化又是一个种族或民族区别于其他种族或民族的最基本的标志之一。⋯⋯文化的习得与传承,也就是文化濡化,其本质意义仍是人的学习与教育。”(12)

  一方面,文化的濡化表现在某一文化得到了顺利的传承:某一社会或民族的文化通过群体的或个人的行为而得到代际的传承和延续。另一方面,文化传承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教育过程,因此也是一个濡化过程。如前所论,耕读传家作为一种民间教育习俗和文化定势,它与乡民的日常生活融为一体,并重在为子孙后代营造尊师重教、崇文慕学的文化环境,从而实现地域文化、家族文化的传承。在对这个濡化过程的研究中,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的是文化濡化的概念和不同社区文化濡化的机制和实践,这些机制和实践最终使受教育者因濡化而形成了自我的知识系统、认知结构和思维方式以及带有地域色彩和家族与族群特色的价值观念。

  《周易·系辞》有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作为文化濡化的机制和实践的耕读传家,其功能正在于人文化成和化民成俗。耕读习俗及其内隐其中的爱莲文化精神风尚一旦形成,其对个人社会化的潜移默化作用是习焉不察的:“个体生活的历史中,首要的就是对他所属的那个社群传统上手把手传下来的那些模式和准则的适应。落地伊始,社群的习俗便开始塑造他的经验和行为。到咿呀学语时,他已是所属文化的造物,而到他长大成人并能参加该文化的活动时,社群的习惯便已是他的习惯,社群的信仰便是他的信仰,社群的戒律亦已是他的戒律。”(13)(p5)

  江头洲周氏族人对耕读的重视,对爱莲精神的推崇与发扬,爱莲文化和耕读之风从而浸入族人们的日常行为之中。化民成俗,在频繁的社会变迁之中不仅实现了家族人口的繁衍,而且其独特的家族文化也得以传承和延续。

  四、结论

  在某种程度上,孕育生长于乡土中国社会中的耕读习俗,是一种有别于其他民族有别于工业社会的独特的文化濡化的机制和实践。它的耕读实践模式是与温情脉脉的礼俗社会人伦规范相辅相成的,在这样的村落社区里,人们安居乐业,精神饱满,“处江湖之远而不忘忧其君(国家),居庙坛之高而不忘忧其民”。面对今日“三农”危机日益严峻、乡村人文生态失衡的现实,耕读传家习俗所蕴含的现代价值值得我们去深度挖掘和进一步阐扬,其作为一种文化实践对乡村建设的意义也会愈加重要。

  作者简介

  文江涛(1980一),男,江西萍乡人,广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

  参考文献:

  [1]胡念望.芙蓉坡以及楠溪江畔的其他村落【M】.杭州:浙江摄影出版社.2002.

  [2]灵川地方志编撰委员会编、灵川县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7、

  [3]周崇德内部编印.爱莲宗祠史话,1999.

  [4]庄孔韶等.时空穿行——中国乡村人类学世纪回访【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5]江头洲当代族长周崇德语.

  [6](美)布鲁姆.影响的焦虑【M】.北京:三联书店,1992.

  [7]徐雁.耕读传家:一种经典观念的民间传统[J].江海学刊,2003,(2).

  [8](英)E·霍布斯鲍姆,T·兰格,顾杭,庞冠群译.传统的发明【C】.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9]庄孔韶.人类学通论【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

  [10]江头洲申请广西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材料,内部编印.

  [11](法)莫里斯·哈布瓦赫,毕然,郭金华译.论集体记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123滕星.民族教育概念新析[J].民族研究,1998,(2)

  [13](美)露丝·本尼迪克特,王炜译.文化模式【M】.北京:三联书店,1988.耕读传家与文化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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