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飞峙九江口，石钟小隐鄱阳湖。二山者水脉相通，距离相去并不十分遥远，而所蕴涵的道理却截然相反、判若泾渭。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的这首《题西林壁》万口传诵到于今。它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认识一个事物的真相或做好一件事情的真谛，不在置身山中，而必须移足山外。也就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的意思。例如一个画家，要想画好画，必须“功夫在画外”，摒弃形似造型而求诸于诗文、书法等“画外功夫”。

　　但苏轼的《石钟山记》同样众所周知：“事不目见耳闻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士大夫终不肯以小舟夜泊绝壁之下，故莫能知;而渔工水师，虽知而不能言，此世所以不传也。”它所告诉我们的是这样一个道理：要想认识一个事物的真相或做好一件事情的真谛，必须像认识石钟山一样，要深入彭蠡的绝壁实地;远离绝壁的实地，根本搔不到痒处。也就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意思。具体仍以绘画为例，要想画好画，必须锤炼坚实的“术业有专攻”，即求诸于“以形体为第一要义”的“画之本法”。

　　那么，苏轼所主张的识事、处事方法，究竟是求诸事外呢?还是求诸本事呢?

　　我多次提到，有别于科学上的真理如勾股定理和圆周率，正确的答案只有一个而且适用于所有的三角形和圆，不同于这个答案的结论都是错误的;文化艺术上的真理却是多元的，甚至两个截然相反的观点也都可以是真理。山外求山与穴中求虎如此，“画外功夫”和“画之本法”如此，可杀不可辱与忍辱负重亦如此，陈言务去、蹊径独辟与踵役常途、窥窃陈编还是如此。但它们各有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和对象，离开了时空条件来讨论哪一个观点对，哪一个观点错，实际上并无意义而只能使真理愈辩愈糊涂。

　　庐山为巍峨的大山，宽广而高峻，森罗万象，其“真面目”在全局的气势。郭熙《林泉高致》曰：“远观之以取其势。”如果置身山中，必然“一叶障目，不见森林”，故以山外为重。石钟山为幽深的“江湖锁钥”，其名声在绝壁中流“空中而多窍”的一石。郭熙《林泉高致》又曰：“近观之以取其质。”如果不临其地，难免臆断其奥而不中，故以穴中为宜。

　　以绘画论，泛滥于明清以降的文人画为综合艺术，须赖诗文、书法的文化修养而成笔精墨妙的高雅意境，徐渭、董其昌、八大、石涛等，是谓山外得庐山。执于“逸笔草草”的“不求形似”则陷“荒谬绝伦”(傅抱石语)，“家家石涛，人人清湘”，是谓山中失庐山。盛行于唐宋之际的画家画包括士人画和工人画为造型艺术，须凭“真工实能”(李日华语)的六法皆善而成形神兼备的高华境界，黄筌、李成、李公麟、张择端乃至莫高窟的众工，是谓穴中得石钟。疏于以形写神的规矩法度则沦“徒污绢素”(张彦远语)，“具其形似则失其笔法，备其彩色则无其气韵”，是谓浅尝失石钟。

　　可是，在现实中，人们总是偏执于自己所认同、践行的观点而排斥、否定不同的尤其是相反的观点。无限放大自己观点的正面例证和相反观点的反面例证，而无视自己观点的反面例证和相反观点的正面例证，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为唯一的绝对正确，其他观点，尤其是相反的观点都是绝对的错误。这使人联想到祖孙携驴进城的故事，孙骑祖步、祖骑孙步、祖孙并骑、祖孙并步的不同方式，在苏轼看来，它们本身应该并无对错，须视不同的实际情况而定夺取舍。然而，在执一者的眼中，却不问实际的情况，认定只有自己认可的方式才是对的，否则便是错的。结果，祖孙俩也就只能扛着毛驴进城了。

　　卧游庐山、石钟山，有感于今天学术、艺术界不同观点的论争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