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杨应龙(1551~1600)，杨氏地方政权的第29代统治者。他强悍多疑，对内酷杀，对外行劫，久有不法之名，亦有不法之举。

　　万历十四年，杨应龙登台伊始，明皇宫太和、保和、中和三大殿建成三月后起火被焚，他向朝廷进贡优质的金丝楠70棵有功，受赐飞鱼服，加授都指挥使衔。随着势力坐大，一步一步，逐渐变得有恃无恐，欺压百姓，骄横无度。1573年起，杨应龙与明王朝的矛盾日渐表面化。

　　杨应龙的反叛，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执政29年，反叛史大体为：

　　第一阶段，从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起，他与播州附近的黄平、白泥等土司结怨甚深。因嗜杀，所辖五司七姓——真、播、白泥、余庆、重安五司，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不堪其虐，于贵州告变。他们之所以到贵州，而不到播州所隶的四川告状，是因为他们普遍知道，杨应龙常到四川送礼、效力，与四川官员走动频繁。

　　万历十八年(公元1590年)贵州巡抚叶梦雄上疏弹劾杨应龙残害多命、贿赂公行、禁锢文字等为非作歹罪行。朝廷上下也多有征讨之论。明朝廷考虑播州山高林密，道路崎岖，不易征讨，遂听之任之。

　　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十二月，杨应龙到重庆接受勘问。

　　杨应龙有罪，且依刑律当处死。杨应龙当即表示愿以2万两黄金赎罪。那时，正值日本进犯朝鲜，明朝要征兵援朝，杨应龙上奏愿率5000播兵赴朝以赎罪，朝廷准奏并释放了杨应龙。

　　虽然释放，但不等于就此勾销杨应龙罪行。四川巡抚都御使王继光要继续勘问杨应龙，此时杨应龙已返播州。在返播途中“回至松坎，杀害押回官军，遁还巢”，拒绝出播州接受王继光提审。

　　这可以说是杨应龙走向反叛的起点。

　　第二阶段，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明朝廷招抚杨应龙，此期间作为朝廷命官的杨应龙武力抗拒朝廷勘问，反叛成事实。

　　同年五月，朝廷招勘官员到达松坎，杨应龙再次玩弄假降故伎，假装归顺。推出黄元、阿苗等12人，抵己罪，斩首于重庆，又许以4万两黄金助朝廷采木以赎罪。

　　从万历二十三年杨应龙的行迹看，杨应龙认罪受抚是假，争取时间做反明战争准备是真。

　　万历二十四年(公元1596年)，杨应龙之子杨可栋死于重庆，杨应龙借此出兵焚掠余庆、草塘二司，以及兴隆、偏桥、镇远诸卫，围黄平，杀重安司长官全家。

　　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7年)杨应龙向西北劫掠江津、南川、合江，向南劫掠贵州洪头、高坪、新村等地，向东南侵入湖广四十八屯，阻塞驿站。

　　已经有恃无恐。

　　促使杨应龙反叛的另一个原因，是明朝内忧外患、国力虚弱，虽有张居正的改革，明朝宗藩制度、党争问题、土地兼并、财政模式等从来没有得到改善。宁夏之役和正在进行的援朝之役花去大量财力，万历极其不愿用兵。面对一个土司的抗命，才有最初的隐忍，引而不发，顺坡下驴。而这恰恰助长了杨应龙的野心。杨氏土司治播700多年，积累了雄厚财力。杨应龙不断向贵州输粮救济，而朝廷却反目成仇，数次勘问。杨应龙自身还曾平松潘叛乱，而川贵诸省军事实力远不如自己。跋扈的个性激化了他，他不造反朝廷也难容他，为了杨氏土司的基业不断，为了自身家族利益，与其被改土归流不如起兵造反。

　　时任四川总督的李化龙，除增收国家税赋外，还私自增加播州的税赋，要求杨应龙长年向其进贡。杨应龙不允，便派其子前往四川谈判，其子被杀，并将头悬挂于城门，李化龙激化矛盾，杨应龙震怒。这使杨应龙不接受中央政权辖制的野心空前膨胀。

　　同年起，杨应龙大集工匠役夫，在海龙屯大兴土木，扩建天堑。并广集粮草于屯中，将属下官员及其家眷移居屯上，制定纪律，布置军队严守海龙屯，其严阵以待的程度，犹如大敌当前。这无疑是公开树起反帜。

　　在招抚无效的情况下，明朝担心，湖广的土司彭元锦、贵州的土司安疆臣，早有二心，如若“事事以杨应龙为法”，明朝势将难以控制局势，只得出兵讨伐，而讨伐部队又被杨应龙全歼于瓮安附近。

　　第三阶段，即决战阶段。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明朝廷起用前兵部侍郎李化龙总督四川、湖广、贵州三省军队平叛。杨应龙乘官军尚未聚集，率兵入綦江，大肆杀戮，血洗綦江城。明朝綦江守将战死，綦江县志说百姓“男女被杀死万计，被掳千余，童稚亦不得免”。

　　人性的恶，一旦膨胀，则底线全无。

　　至此，杨应龙杀红了眼，四处焚掠，扩大叛乱。挫贵州，打重庆，攻成都，一度将明朝军队打得狼狈不堪，西南形势危急。迫使明王朝不得不从陕西、甘肃多省调集军队增援，下决心武力平定杨应龙之乱，毕其功于一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