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著名的丝路明珠。它地处甘肃、青海、新疆三省(区)交汇处，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通资源丰富的西域，北靠广袤辽阔的蒙古高原，东接绵延千里的河西走廊，是古丝绸之路的“咽喉锁钥”、枢纽城市和商贸重镇，是我国最早的国际化城市之一，曾号称“华戎所交大都会”，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突出地位。

　　敦煌，人类文化宝库。历史上的敦煌不仅拥有人类灿烂的文化，而且是人类四大文明的交汇点，佛教东传的通道和门户。敦煌同时拥有世界级文化遗产——莫高窟和世界级自然景观——鸣沙山·月牙泉。今天的敦煌已是享誉世界的知名品牌，被誉为“世界的敦煌”“人类的敦煌”。

　　张骞“凿空”通西域 敦煌列郡据两关

　　早期的敦煌在历史记载中，是月氏、乌孙、匈奴等游牧民族的驻牧场。史籍中关于敦煌最早的记载，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张骞的出使报告中称：“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这是“敦煌”一名的首次出现。东汉应邵注《汉书》时，把字面之意解释为：“敦，大也;煌，盛也。”

　　西汉初年，匈奴逐渐强大，大举西侵，挫败月氏，占领河西走廊，滋扰关内，严重威胁西汉王朝。西汉初，中央王朝采取“和亲”与“开关市”等办法，缓和局势。汉武帝刘彻继位后决定遣使通西域，联合大月氏共同抗击匈奴势力。西汉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应募出使西域，率百人使团从长安出发，向西北行，前往伊犁河、楚河流域寻找大月氏。经过匈奴控制的河西走廊时，张骞被扣留十年，逃脱后先至大宛，经康居抵达大月氏，但月氏人已由游牧生活变为农业定居，无意再与匈奴为敌。张骞只好归国。历经十三年艰险，回到长安。去时百余人，返回时只有他和随从甘父二人。这是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虽未实现初衷，但携回大量沿途地理人文信息，推进了汉朝对匈奴战役的进程，元朔六年(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封张骞为博望侯(取“博广瞻望”之意)。元狩二年(公元前121年)秋，骠骑将军霍去病大破匈奴，迎浑邪王归汉，自此河西走廊纳入汉版图。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张骞二次出使西域，持节副使多名，随员三百余人，带着牛羊万计，金帛数万，既是一个高级外交使团，又是一个大商队。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张骞回到长安。二次出使西域虽未实现预定军事目标，但却使西汉国威远播。两次出使西域，带回了大量的国际见闻，开阔了汉朝人的视野，促进了汉人对河西走廊及西域地区的认识，史称“凿空”，意即西域本无道路，张骞开而通之，由此促成了同西域各国间及中亚、西亚、南亚诸国间的大规模国际贸易往来。

　　为了有效经略西域，武帝元封四年(公元前107年)前后，在郡城西北设置了玉门关，西南设置了阳关。扼守西域通往河西走廊、中原的大门。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王朝设敦煌郡，与此前在河西先后设立的酒泉、武威、张掖合称河西四郡。这就是《汉书·西域传》所说的“列四郡、据两关”。敦煌郡的设立，是确立敦煌在中华文明史上重要地位的关键一步。敦煌郡管辖范围包括今敦煌市、瓜州县、阿克塞哈萨克族自治县、肃北蒙古族自治县部分地区、玉门市西部及新疆哈密市、库尔勒市、若羌县的一部分，总面积约20万平方公里。西汉时的敦煌郡统辖六县：敦煌、冥安、效谷、渊泉、广至、龙勒。据《汉书·地理志》记载，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敦煌有11200户、38335人。

　　屯田筑塞护农商 华戎交汇写辉煌

　　在设立张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同期，西汉王朝在敦煌地区建立了一系列军事防御设施，以防御匈奴余部的侵扰。长城从令居(永登县)修到酒泉，然后又向西延伸到了敦煌郡。还在敦煌郡境内修筑了众多城障烽燧，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候望、通信系统。敦煌郡内设有玉门、阳关、宜禾、中部四个都尉，这套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保证了河西四郡的发展和中西交通的畅通，具有积极意义。“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的优美唐诗，正是因阳关而抒发的情怀。

　　敦煌境内的长城及烽燧的设置依据地形的高低起伏，修建烽燧以瞭望和守御，同时凭借疏勒河等作为天险，与人工修筑的长城边墙共同形成一道防御的边界。表现出人类对自然环境的依托和利用。2014年6月“丝绸之路：起始段及天山廊道的路网”项目顺利入选世界文化遗产，玉门关遗址作为重要节点，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为巩固边防，经略西域，在西汉王朝进行了制度探索，通过屯田政策，兴修水利推广先进生产技术，敦煌很快发展成了很好的农业区，粮食自足有余。太初三年(公元前102年)，贰师将军李广利再次征大宛时，敦煌一地就集结了6万士兵、10万头牛、3万匹马和数以万计的驴、驼等奔赴前线，很能说明敦煌当时的经济实力。敦煌至今还有贰师泉的传说，敦煌遗书中保存的晚唐诗作《敦煌廿咏》中还存有《贰师泉咏》的诗歌。

　　敦煌是我国古代最早对外开放的地区之一。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一直对西域商人、使节过境、贸易或居住，采取保护政策，胡汉民族交往活跃。东汉末年，中原战乱纷起，河西走廊被割据势力控制，后三国归晋，魏文帝曹丕即位以后，派兵消灭了河西的割据势力，委派尹奉为敦煌太守，继续推行西汉以来的屯田戍守政策，保护来往商人，使敦煌成为胡汉交往的商业城市。

　　太和年间，仓慈担任敦煌太守，抚恤民众，压制豪强，沟通西域，政绩卓著，深得百姓以及西域各国的爱戴。去世时，吏民痛心疾首，就如失去了自己的亲人一样，更把仓慈的相貌画成图像，以作追思之用。西域人士知道仓慈已死，都聚集起来对其哀悼，甚至有人以刀子割伤自己的脸庞。他们同时又替仓慈立祠，以作遥祀。

　　嘉平中，皇甫隆为敦煌太守，将新式农具耧犁车推广到敦煌一带，并改进了灌溉方法。“初，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蓄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三国志·仓慈传》注引《魏略》)

　　唐代，敦煌地区人才荟萃、商贸发达、民族交融。当时敦煌13个乡聚居着汉、藏、回鹘、昭武九姓粟特胡人等数万居民。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一大批粟特人迁徙到了敦煌，敦煌地方政府便在东城专门划出一块地方，让他们居住，取名从化乡。从化乡有3个里，公元750年时有300户、1400人。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西北的汉长城烽燧下发现一个邮袋，里面装着8封用粟特文写的信件。这些信是从姑臧(武威)、金城(兰州)和敦煌发送出的，是写给家乡撒马尔汗(乌兹别克斯坦境内)贵人及在西域地区的其他粟特商人的。

　　粟特人的贸易网络不但在撒马尔汗和长安之间，也在中国和印度之间。他们是丝绸之路上的贸易担当者，也是中国与中亚等地区精神文化交往的沟通者。

　　唐大历十一年(776年)，吐蕃占领瓜州，围困10年后，以“勿徙他境”的盟约方式占领敦煌，避免了文化浩劫，保护了敦煌的传统文化。其时，吐蕃赞普赤松德赞正在大力弘扬佛教，佛教圣地敦煌得以保全。吐蕃占领敦煌后，僧尼人数大增，寺院不断增加。吐蕃占领初期，沙州寺院9所，尼寺4所，僧尼约310人。而到吐蕃统治后期，寺院增加到17所，僧尼人数猛增到千余人。吐蕃统治的近七十年间，因崇尚佛教，敦煌深受影响。大约从8世纪后期，就形成以佛教文化为中心的地方风格。

　　回鹘人也曾在敦煌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自晚唐以后，敦煌的东边甘州、肃州和西边的西州都曾有回鹘人建立政权，敦煌地区也有回鹘居民。在公元1041年至1068年，回鹘人还曾一度成为敦煌的主人。

　　蒙元帝国对敦煌十分重视，以诸王来此镇驻。整个元代，蒙古帝国四大汗国之一伊儿汗国的第十四任君主速来蛮所在的出伯家族统治瓜州和沙州地区近150年，先后拥有四个王号，即西宁王、豳王、威武西宁王、肃王等。速来蛮父子坐镇敦煌期间，元朝与西域的交流活动变得频繁起来，东西商路安全畅通，昔日的兴盛局面有所恢复，这种和平与繁荣一直延续到元朝灭亡之时。这一时期敦煌及河西地区稳定，藏传佛教在敦煌地区广为传播，并在瓜沙地区留下了许多佛事活动的遗迹，如碑碣、佛教石窟壁画、供养人题记、出土文献等。

　　莫高窟现存的《六字真言碑》是元代治镇沙州的西宁王速来蛮于至正八年(1348年)立的，上面有汉、梵、蒙、藏、西夏、八思巴等六种文字，其音均为“唵嘛呢叭咪吽”，即六字真言，此碑有力地证明了敦煌是个多民族和睦相处的地方。

　　丝绸之路使敦煌的文化中西融汇、异彩呈纷。当时，东亚的汉朝、中亚的贵霜、西亚的安息、欧洲的罗马都处在昌盛时期，欧亚内陆上的丝绸之路，使这四大区域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

　　佛教东渐传天下 石窟兴建续千年

　　佛教的传播，在陆地上是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渐进而东的。随着商队、使节的进出玉门关、阳关，佛教也随之而来，敦煌位于丝路要冲，是佛教东传的重要据点。敦煌遗书《胭题二首》中有两句诗：“莫欺沙州是小处，若论佛法出彼所。”就说明了敦煌在佛教传播中的地位和作用。

　　佛教何时传入敦煌，史料没有明确记载。我们从悬泉置遗址出土汉简中或可窥得一二。“悬泉浮屠简”，全简文字分为两行，释文为：

　　“少酒薄乐，弟子谭堂再拜请。会月廿三日，小浮屠里七门西入”。

　　这支简应当是一份请柬，廿三日可能是佛教的斋日，主人谭堂准备了酒乐，以弟子身份邀请老师或长者，以期相约。简文中“弟子”“浮屠”具有明显的佛教色彩，浮屠里极有可能是信仰佛教的人的居住地。在浮屠简出土的地方，还出有11枚东汉纪年简，这就帮我们知道了年代。

　　悬泉浮屠简的发现在敦煌乃至中国佛教史、丝绸之路文化研究中都具有重要价值。史苇湘先生说：“敦煌应该是玉门关以内最早接触和实施佛教禅法的地方。”高僧大德如竺法护、鸠摩罗什在敦煌翻译佛经、宣扬佛教，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佛教传入中国后，受到了中国儒道文化的很大影响，变成了中国式的佛教，形成了贴近现实的特点。佛教的传入，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重大的影响。

　　正是因为丝绸之路的兴盛和佛教在中国大地扎根发芽并日益兴盛，地处横贯东西交通咽喉之地的敦煌，商旅云集、文化繁荣。随之而来的东西方多种文化思潮和哲学思想也在这里接触、碰撞、融合、吸收和发展，并日益与中国传统思想交融，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敦煌佛教文化，孕育了绚丽多彩的石窟艺术，如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等。这些举世瞩目的佛教艺术瑰宝，已成为全人类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莫高窟的首创，据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立的《重修莫高窟佛龛碑》记载：在前秦建元二年(366年)，沙门乐僔杖锡西游于三危山、鸣沙山之间，“忽见金光，状有千佛，遂架空凿险，造窟一龛。”自此后历经北凉、北魏、西魏、北周、隋、唐、五代、宋、回鹘、西夏、元11个朝代。至今已有1600多年。在唐代最盛时，有“窟龛千余”，而且“前流长河，波映重阁。”规模相当宏大。

　　敦煌石窟的创建和延续，本身就是文化融合的产物。荣新江先生说：“封存于归义军后期的莫高窟藏经洞，原本应当是三界寺的藏书，这座不大的寺庙，却保存了如此丰富的宝藏，汇聚了各种文化因素的典籍，这可以说是当年敦煌国际都会面貌的完整体现。”

　　藏经洞开震寰宇 流沙坠简启尘封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道士王圆箓雇佣当地贫士杨河清在洞窟内抄经，于偶然间发现了震惊中外的藏经洞，洞内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的各种历史文本、绢画、刺绣等文物约5万多件。这些被称为“敦煌遗书”的珍贵文献，内容包罗万象，最多的是佛教典籍，大约占90%，还有道教典籍、景教(基督教)典籍和摩尼教典籍。宗教以外的文书，内容丰富，涉及古代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民族、文学、美术、音乐、舞蹈、天文、历法、医学、体育诸多方面。

　　藏经洞发现后，5万件遗书大部分流散国外，世界各地争相研究这些敦煌遗书，形成了“敦煌学”。它以敦煌人群、敦煌社会、敦煌史地、敦煌石窟、敦煌文献、敦煌汉晋简牍及敦煌同内地、周边往来关系为依托，植根敦煌，以地名学。向外辐射，溯古通今，具体实在而又博大精深，关系着南亚、东南亚、西亚、中亚和东亚诸民族文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国际意义和广泛的学术意义。

　　时隔90年，敦煌悬泉置考古发掘再度震惊世界。这次历时三年的考古发掘共出土汉代简牍35000余枚(其中有字简牍23000余枚，无字简即素简约12000枚)，竹木漆器、草编器、皮革、丝织品、毛麻制器等用品6000余件，铁器类生产工具230余件，各类陶器陶片30000余件，轰动了整个学术界，被评为1991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和“八五”期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弥足珍贵的是保存比较完整的汉简。这些汉简根据内容可分为诏书、司法律令、官府文书、驿置簿籍、文化科技及其他杂事诸类，涉及汉代邮驿制度、西北边郡的政治形势、行政事务运作以及汉与西域的关系等多方面，是研究丝路贸易和汉朝与西域关系的珍贵资料。同时出土的3000多件器物也种类繁多，极其珍贵。有货币兵器、农具猎具、丝绸服饰、谷物粮食、石砚毛笔等。特别是悬泉置出土的一封帛书《元致子方书》是中国古代保存最完整、字数最多的私人信件，至今清晰可读。出土的20多张写有汉文墨迹的麻质纸，已考定为汉纸，是迄今为止国内外发现的最早纸张，这一发现把我国纸张发明的时间向前推了近一个世纪。

　　作为邮驿机构的产物，悬泉汉简中保留了大量具体生动的邮驿资料，以邮置、道里、邮书为最多。邮驿的发达是国家政令畅通，强盛统一的标志。悬泉置出土的西汉时期的《使者和中所督察诏书四时月令五十条》，围绕保护生态环境规定了四季的不同禁忌和必须注意的事项，至今仍有警示意义。它出土于悬泉置遗址墙体，是西汉平帝元始五年太皇太后发布的诏书，月令五十条，分属十二个月，写明每月该干的事和不该干的事，所涉事项包括农林牧副渔各业，要求下级官吏尽力奉行。提出了保护农业生态系统和保护林木资源、动物资源、水资源的思想，它在古代生态保护和法律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结语

　　历史上，敦煌曾是“华戎所交”一大都会，莫高窟是外来佛教文化和本土传统文化融合发展的结晶。这种交流，使各方汲取他方文化的长处，用外来的营养壮大了自己。敦煌学从一开始就是一门国际性的学问，百年以来，以其兼容并蓄和自由研究的特征，促进了学术的发展。敦煌学和敦煌文化不仅是宗教和艺术，也不仅是社会和民生，它包含着交流、理解、合作、包容、平等、和平、共赢，包含着文化价值和人类文明的共同价值取向，敦煌文化注重人的生命、精神世界、灵魂探索。

　　如今，在敦煌召开丝绸之路(敦煌)国际文化博览会，并把永久性会址设在敦煌，其意义重大而深远。文化圣殿、人类敦煌。我们要借文博会的东风，吸收各民族各地区优秀文化的养分，壮大自己，和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包容共进，和谐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