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国家文物局发布《关于开展历史文化名城文物保护评估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务院公布的133座历史文化名城中，属于县级行政区划的40座历史文化名城均参与评估试点。日前，在上海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纪念论坛上，多位参与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的专家共同发声，关切着历史建筑如何才能更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原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总工程师侯卫东，曾主持数十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工程项目，他告诉记者，在我国很多地区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常常出现两个极端——要么完全保护遗址拒绝新的利用，要么彻底拆除遗址为盖新房子让路，没有将两者进行很好的结合;一些已经建成的遗存保护设施还停留在文物展示的层面上，缺乏与城市的互动性，公众的社会参与度不高。
全国工程勘察设计专家唐玉恩，参与了众多上海优秀历史保护建筑修缮工程设计，她指出建筑是有生命的，人们应怀抱敬畏之心来进行历史保护和利用设计。“一方面要尊重历史、传承文化，力求保护历史建筑的整体性与真实性;另一方面则要合理利用、适应时代，提高遗存的安全性、现代性、舒适性，以此延续历史建筑的寿命并实现可持续利用。”
历史文化遗存应进一步扩大与城市的互动性
在题为“从沉寂变辉煌——历史文化名城中遗址公园的兴起”的讲座中，侯卫东以西安、洛阳、成都、杭州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为切入点，探讨考古遗址公园为历史文化名城所作的贡献，及如何使历史文化名城与考古遗址能交相辉映。
据介绍，历史文化名城中的遗址保护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独立的遗址保护，如秦俑坑遗址、大明宫含元殿遗址、汉长安城遗址点等，属于较为纯粹的文物保护;二是大遗址保护(片)区，如西安、洛阳、郑州等城市中的片区，加入了对遗址整体性和环境的整治;三是考古遗址公园，融入了城市的文化因素、开放性与公众参与性。目前中国已有36个挂牌的考古遗址公园，如北京周口店人遗址公园、景德镇御窑遗址公园、大明宫遗址公园等。在侯卫东看来，遗址公园为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和意义注入了新内涵。“它们变‘废’为宝，化解了历史文化名城中保护与利用的矛盾;遗址所在地变身城市或郊野绿心，美化了环境;遗址区相关人群的利益关切也得到了解决;此外，遗址公园还提供了公民教育、文化参与的基地。”侯卫东表示。
“历史文化遗存应进一步扩大与城市的互动性。”通过多年的城市文化遗产保护实践，侯卫东也注意到不少遗址公园建设目前存在的问题。例如，遗址公园集中在几个遗址片区，发展不平衡;带动周边社区文化和休闲、绿地、运动等做得还不够……侯卫东说：“遗址公园在今后的建设中，需要思考如何加以提升老百姓的参与性和体验度。”
立足科学性，对历史建筑兼顾保护与利用
上海现代设计集团资深总建筑师唐玉恩，曾主持参与上海和平饭店、上海总会、四行仓库等近代建筑的保护扩建工程。在上海市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纪念论坛上，唐玉恩以其近年来参与设计的案例为佐证，剖析了历史建筑如何才能更有尊严地走向未来。
1935年建成的四行仓库不仅是上海近代仓储建筑，也是抗战遗址，承载着上海悲壮的抗战记忆和不屈之精神。在四行仓库的保护和扩建工程中，西墙战后炮弹洞口等受损原貌得到严谨真实的复原，凸显了战争遗址的意义;仓库西部的一至三层被改造成抗战纪念馆，东部则被改造为创新办公区，实现了保护、复原与再利用。唐玉恩说：“当我们前去勘测的时候，四行仓库的西墙被上世纪90年代搭建的小厂房给掩盖，其全貌已完全看不出。在这种情况下得以重新修缮，离不开设计师、业主、主管部门等各领域人士的多方协作。”
本月，恰逢第三届邬达克建筑遗产文化月在沪举行。申城诸多角落，都留下了由这位传奇建筑师设计的作品，例如建成于1938年的“绿房子”吴同文宅，其原业主为当时上海滩的“颜料大王”吴同文。这栋兼具现代主义与装饰艺术风格的花园住宅，以其简洁造型、灵动空间、先进材料与设备而闻名。上世纪70年代，它被上海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作为办公楼使用。而到了上世纪80年代，吴宅经过多方辗转，被转租给某餐饮公司，导致该楼室内外受到损伤。2010年，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收回了吴宅，并于2013年至2015年进行了保护、修缮、复原工程。由唐玉恩参与的吴宅保护复原设计，同样体现了兼顾保护与利用的原则。如今的吴同文宅，不仅尽最大可能恢复了原吴宅的总体布局，包括带圆弧角的洞石大理石墙面、富有装饰艺术派特色的侧墙窗洞金属图案等细节，也寻找到了合适的当代功能。在保持基本空间格局与原吴宅一致的前提下，原一层酒吧摇身一变为多功能厅，原二层歌舞厅则成为报告厅，原三四层住宅空间变身为各类人数较少的研究室，让这栋老宅焕发出了新生命力。
“历史建筑的保护与利用是系统工程，需要不同专业的人士共同努力，极为强调科学性。”在唐玉恩看来，无论是在保护前提下进行建筑结构的加固，抑或是以最小干预度来更新设备等等，都离不开以谨慎的眼光进行判断和实施，“当历史建筑年老了，我们希望它能够有尊严地继续使用，让它可以走得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