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琮是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实物

　　说到良渚文化的起步和发展过程，不能不提及良渚遗址的发现者施昕更。施昕更的《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中，公布了1930年出土于良渚后湖村的两件玉璧，并专门介绍了出土状况。这份报告不仅第一次准确无误地向学术界展示了以黑陶为特征的良渚遗址的文化面貌，而且还第一次在详细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良渚文化玉器的出土情况，成为日后良渚文化和良渚文化玉器能够大放异彩的先声，是中国史前考古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经典著作。

　　在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有两个重要的考古组。一个是1928年成立的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考古组，团队成员有哈佛大学的人类学博士李济、哈佛大学考古学博士梁思永等。受传统史学观的影响，他们的主要精力在黄河流域。另外一个著名的考古组是以北京大学教授徐炳昶为首的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考古组，他们主要在长安、兴平、凤翔、宝鸡等县进行周秦遗址的调查。

　　发现良渚遗址的施昕更却是一个“职高生”：由于种种机缘，他在1929年杭州首届西博会得到了打零工的机会，因为勤快能干，后来他被招进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前身)，在地质矿产组里面做助理员工作。

　　1936年2月，以卫聚贤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在上海发起成立“吴越史地研究会”。5月，杭州古荡因建造第一公墓，出土了石器。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馆和吴越史地研究会合作，对遗址做了一天的试掘。

　　施昕更是良渚人，他看到古荡地区出土几块石器后，发现跟之前家乡出土的器物很像，出于对文物的敏感，第二天他就回家尝试找遗址，他找了差不多半年时间，于1936年11月3日才在良渚镇边上找到了几个遗址。“一个职高生在发掘和整理研究的过程中间，以严格考古学的流程为范本，对遗址的判断，对器物的研究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的划时代意义就在这里。”蒋卫东说。

　　良渚遗址从发现至今，不论是良渚古城还是遗址的其他区域，玉器已经是这个地区最为鲜明的出土代表。其中，玉琮甚至成为判断良渚文化最明确的实物。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认为良渚玉琮内圆外方的形状，跟天圆地方的原始宇宙观是共通的，玉琮中间的孔，象征着天地的一种贯通和联系。

　　良渚的玉器为什么这么发达?蒋卫东告诉记者，这缘于良渚文化里玉器不仅仅是一种装饰品。它还是精神信仰的载体，成了社会阶级的代表。不同的玉器，是不同身份地位的象征。

　　“玉器在红山文化中，只是较高等级者的信仰。而在良渚，却是全社会信仰的东西。在目前良渚发现的几千座墓葬中，大部分是平民墓葬，平民墓葬里用玉的现状也是比较普遍的，一般是小型玉器、玉管、玉珠串的项链。还有很有趣的现象，老百姓除了用真正的玉之外，还会用玉的替代品，如萤石、滑石等。这说明全社会对玉都很崇尚，正因为这样，玉器才成为精神信仰的载体和社会人伦等级的标志。但是，平民墓葬里不会出现玉琮、玉璧这些东西，这些玉器有着很明显的身份等级象征。我们对良渚墓葬等级的分化，很大程度上是用玉来划分的。”蒋卫东说。

　　四个角上刻的神人兽面的形象就是良渚的主神形象，很有意思的现象是，在此前发现的神人兽面的形象都是兽在上人在下。而在良渚阶段，人和兽的形象更明显，人好像骑在兽的上面，两只脚驾驭着兽。

　　在蒋卫东看来，这样的纹饰形象有点“人定胜天”的味道，这是人类自我欣赏的能力膨胀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兽一般是自然神灵的象征，通过稻作农业和水利工程的建设，人们觉得自己可以驾驭自然了。”

　　中国古代王朝之所以能够兴旺发达，大多是基于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融合，不断的吸收外来先进的文化。而良渚古城却很特别，良渚是一个很封闭的体系，在它最强大的时候我们发现里面的东西都是自生的，就是自我演变，很少有外来的东西能进来。在它强大的时候，传播作用却很大，尤其以琮为代表的玉器。

　　“良渚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影响有着深远、领先发展的垂范作用。良渚文化自己有个分布区，叫环太湖地区，在这个区域里良渚文化的影响可以说是‘一统天下’，尤其在信仰方面，环太湖流域出土的玉琮上神的形象和良渚古城内是一致的。良渚文化的扩展区，这个范围北面到了山东和江苏交界处，南面到温州，西面安徽湖北交界处。还有一个波浪区，如甘青地区、南面珠江口、北面陕北的神木也曾发现过良渚的玉琮。”蒋卫东说。

　　世界著名考古学家、英国剑桥大学教授科林·伦福儒勋爵认为，中国的新石器时代是被远远低估的时代。良渚文化已经符合“国家”的标准，这是中国国家的起源。良渚文明是与古埃及、苏美尔文明同时代的文明。

　　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陈寿田表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的圣地，浙江省、杭州市和余杭区各级党委政府十分重视良渚遗址的保护和利用，目前正在紧锣密鼓地规划建设良渚文化国家公园，努力将良渚遗址打造成“中华文明朝圣地，中国文化新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