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用村庄去书写中国似乎成为了一种范式，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许?光的《祖荫下》等，它们以乡土的日常叙事去触碰广阔的中国，借以理解发生在这片广袤土地上的兴衰浮沉。

　　在这一脉络下，我们更容易理解阎云翔的两本著作——《礼物的流动》与《私人生活的变革》所处的位置及其价值所在。作为国际知名的人类学家，阎云翔在黑龙江省的下岬村进行了多年的田野调查，为我们展现了一个村庄在情感、关系和行为等多方面所发生的巨大变迁，并将这一变迁视作变革中国的一个缩影。

　　礼尚往来

　　“礼物交换”是乡土社会日常生活中最重要的实践，婚丧嫁娶、祝寿生子、节日庆典、邻里互访，大事小情都离不开“礼物交换”，而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与人情。礼物的流动其实是在维持、再生产以及改造人际关系，通过“礼物交换”培育关系网络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它不仅涉及工具性和理性计算，也涉及社会性、道德、意向和个人感情。书中提到在村子里，一个人即使再穷，哪怕是借钱也会随礼。因为如果落下拒绝随礼的名声，他就会失信于全村，并被认为“不会做人”。

　　作者在分析过程中，根据动机的不同将礼物交换分为“表达性馈赠”与“工具性送礼”，前者经常反映馈赠者与收受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传递一种情感与伦理诉求，如订婚仪式或婚礼中的礼物交换，后者则多为达到某种功利目的，有间接付酬、溜须、上油、走后门等等形式。

　　两种礼物的区分在空间上正好暗合了社区的界限，长期的“表达性馈赠”多被用在社区内部，而“工具性送礼”几乎都越过了村界，这样的空间格局其实正是费孝通先生所述“差序格局”的表现。所谓“差序格局”就像“水波纹”，一圈圈推出去，越推越远，越推越薄，地缘和血缘是“差序格局”的基础，在“差序格局”的内部，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根深蒂固,孝、悌、忠、信等成为一种笼罩在行为之上的道德观念。

　　当然二者还有诸多不同之处，亲属的亲近度并不必然导致慷慨的礼物交换，在某些情景下朋友、同事之间的礼物交换更为频繁慷慨。作者通过研究下岬村的礼单发现，最大方的礼物往往来自于姐夫、内弟、连桥(女婿之间的互称)以及最好的朋友，他认为这样一种变化是过去40年来村民私人网络扩展的表现。

　　因此“差序格局”并不是一种固化的、一致的行动规则，它的影响是结构性的，个体总能在结构的限制下展现自己积极行动的能力，通过礼物在“表达性”与“工具性”两种不同形态之间的流动，个体得以施展自己的能动性，通过私人关系网络的建构获取各种社会资源，追求个体的幸福和满足感。

　　种种迹象表明，礼物在流动的过程中已经带出了个体在私人生活领域中的崛起。

　　走出祖荫

　　在《礼物的流动》一书中，我们已经看到个体觉醒的迹象，礼物交换从关系网型构的角度表现了个体培育私人网络，但较少涉及个人的心理和情感世界。《私人生活的变革》正是从这一点起步，接续《礼物的流动》，分析在个体化进程中村民的主体性和情感世界又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这一过程被作者称为“走出祖荫”。

　　“祖荫”的说法来自美国人类学家许烺光的成名作——《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和社会流动》，他认为中国的文化人格受五种因素影响：家庭生活中以父子为轴心;　两性之间因男女有别形成的紧张;将儿童作为成人来培养的育儿方式;大家庭的理想;父母的绝对权威和权力。在“个体觉醒，走出祖荫”的过程中，这些因素不同程度发生了改变。

　　个体觉醒的大背景是国家在农村推行的改革，从集体化和计划经济的束缚中给个体松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强化了家庭的核心作用，公共与集体生活衰落。家庭目标从为集体生存而奋斗演化成为家庭成员提供幸福与安全感。个体也越来越关注自己小家庭的利益，寻求家庭生活的顺心和方便成为个体的基本诉求，一种浪漫化的观念在家庭中出现，并开始影响青年人的择偶。

　　作者以“找对象”一词含义的变化展现了下岬村青年在择偶过程中丰富的情感，以前当地人多用“说媳妇儿”、“找婆家”描述择偶，而在上世纪90年代“找对象”一词开始流行起来。前两种说法多为父母所用的传统字眼，而“找对象”则体现了年轻一代的独立倾向以及他们对爱情的向往，事实上到上世纪90年代末，爱情在找对象与结婚中成为重要因素。作者将这一过程称为“择偶的浪漫革命”，它一方面增加了婚姻过程中的亲密关系，使得夫妻之间的横向关系越来越重要，冲击着传统家庭中的“父子轴心”，使得家庭的权力重心很快地转移到下一代。夫妻之间亲密关系的增加无疑也提高了女性的地位，家庭暴力大为减少，男性也更多地参与家务劳动，一种更为平等的夫妻关系逐渐形成。村里人用两句略带戏谑的话来形容出现的变化：一是“爷爷变孙子”，二是“妇女上了天”。前一句表现的是父母对儿女权力的下降，而后者则凸显了年轻一代的自主性。

　　与个人自主性相伴随的是隐私观念的兴起，人们开始关注私人空间的营造。作者从房屋装修的热潮中觉察到这背后所体现的是个人隐私意识的觉醒，以往居住的老宅子并没有私人空间，几乎都是一大家子人吃睡在一起，或是在炕上拉上布帘以作简单分隔。家庭空间也并没有明显的功能区分，即便是会客，也是直接炕上请。改革之后，建房装修成为热潮，新的住宅设计出现了明显的功能划分，卧室、客厅、厨房等区分出家庭内部的公共空间和私人空间，独立的卧室促进了个人隐私权的发展，同时也让夫妻之间得以发展感情和亲密关系。对私人空间的追求，使得夫妻更愿意尽早从大家庭中分离，“分家”的时间在下岬村不断提前，年轻的夫妇更愿意尽早组建自己的家庭，这进一步导致了老年人在家庭地位中的下降。

　　个人崛起

　　从《礼物的流动》到《私人生活的变革》，阎云翔为我们展现了中国社会个体化的进程，在从集体主义的束缚中跳出之后，个体自主性不断提高，他们在变革之中塑造着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流动之中寻找自己的幸福与安全感。新的生活价值无时无刻不在重塑着人际关系、制度、仪式和情感。

　　大家庭核心化，夫妻关系变得更为重要，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有了个体的权利意识，但这只是事情的一面，阎云翔提醒我们，私人生活的转型呈现的并不都是美好，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充满了困惑、愤怒以及人们在情感和物质方面的损失”。

　　书中提到在家庭转型后失落的老人的遭遇，一位71岁的老人，平日里在家吃饭从来不敢上桌。一天，家里宴请，老人请儿媳给他点肉和饺子，却被儿媳一口回绝，而他醉醺醺的儿子更是骂他老馋鬼，老人最终自杀，走上了绝路，颇让人唏嘘感慨。走出祖荫的个人似乎并没有真正理解什么是独立、自主、自立的个性，也不懂自由意味着什么。相反，摆脱了传统伦理束缚的个人往往表现出一种极端功利化的自我中心取向，一味地伸张个人权利却拒绝履行自己的义务。

　　阎云翔将这样的现象称为“无功德个人崛起”，他认为“无论是精英群体还是普罗大众，个人主义有时被理解为自我中心主义，表现为自私、不合群、功利主义、毫不考虑别人的权利和利益，而自主、平等、自由、自立却遭到忽视”。借着个人主义的话语，很多年轻一代更多是利用它们为自己的自私行为辩护。他以年年上涨的结婚彩礼为例，许多年轻夫妇只知道自私地、毫不留情地向父母索取资金，却逃避承担赡养父母的责任。

　　阎云翔的“个体化命题”来自德国社会学家贝克，后者认为个体化的实现有赖于“文化”。个体化看似是个人能够自由选择自己的生活，但实际上却是由文化和社会福利制度做支撑，如教育制度、医疗保健、社会安全、就业制度。

　　作者在书中也提到，中国的个体化进程较为复杂，它几乎同时具备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的状况，个体必须在同一时间应对所有这些状况”，劳动力市场、流动的职业、持续增长的个人风险、亲密关系的转变等，都迫使人们更加重视个性和自力更生，如何在变动不居的时代里，创造出一种不同的个体化模式，答案仍需寻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