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庆生(77岁，工程师)

　　我1939年出生在北京，从小在地安门西楼巷胡同里长大，也算是老北京了。后来，搬家到北五环，隔三差五的心里总惦记着上趟地安门溜达溜达。感觉只要走在胡同里我心里就特豁亮，什么烦心事瞬间都没了。

　　现在很多人一提起老北京，都会提起“四合院”。其实，老北京很多人是在大杂院里生活的，而真正够规格、能称为“四合院”的院落，绝非一般人所能拥有。我住在靠近地安门内的一个胡同里，挨着门数，我觉得没一家够得上“四合院”水准，就是独门独院的也都是找点地方就盖上小房了，远远达不到“四合院”的规模和标准。

　　大杂院的显著特点是街门从早到晚都大敞开，一个大院住着十户八户的，要是关着街门，各家各户出来进去的太麻烦。您要是到大杂院里去找人，只要站在当院喊一声就行了。“刘先生在家吗?”刘先生家里要有人，就会应声了。要是刘先生家里没人，街坊就会有人搭茬儿。不定哪屋就会出来人：上下打量一下来人的模样长相，然后说：“您找刘先生啊?他们一家子，今儿个逛隆福寺去了。您后半晌再来一趟吧。”

　　这位转身往外就走，街坊还得问一句：“您贵姓啊?”“我姓孙，您一提南城姓孙的他就知道啦。”“您慢走。”街坊还往外送两步。这就是北京大杂院的风格。谁要是上街买菜呀，没有蔫不出溜地走的，都关照一声：“杨大妈，我上街买点菜去，您带点什么吗?”“你要去给我带两条黄瓜回来吧，中午吃炸酱面嘛。”“行，您受累给看着点门。”您真要是出门时间长，那您就得锁门了，但就这样，您还得跟街坊打招呼：“他二嫂子，我上孩子他舅舅家去一趟，您给照顾点门。”

　　等到天黑时，上学的、上班的都回来得差不多了，这街门就关上了。谁要是再回来，那就得叫门了。门上有门环，那不能敲，谁知你是找谁的呀?各家有各家叫门的“暗号”，大都是点着孩子的名字叫：“愣子!”这一嗓子，夜深人静，极富穿透力，愣子家的人正支棱着耳朵“听门儿”呢，“来了，来了。”边应着，人就走到街门口了。有的家住得靠里的，外头叫门保不齐听不见。外头喊两声，本家没答应的，住靠门近的就出来人当个二传手，冲着里头喊一声：他二嫂子，愣子他爸回来了。关系好点的，就过去把街门打开了：“回来了，二哥，今儿个比往常可晚点了。”“可是呢，让您受累了。”说话间，二嫂子也听见动静了，忙迎出来了。

　　那时候，都没电话，遇见点事儿，一是等，二是猜。有时等得五脊六兽的。有人家的后墙是临胡同的，晚上回来，只要在后墙轻轻地敲两下，等你走到门口时，街门就会适时地打开了。

　　说到这儿，我想起幼年印象最深的是旧时胡同中的黑暗。

　　又长又窄的胡同，虽说隔不远就有立灯，可是能亮的灯却很少。即使路灯能亮，高高的灯杆上悬着一点橘黄色的光团，投到地面上是一片朦胧。当你走到这光团下面，向前后望去时，竟是格外的黑。那时，路灯经常不亮，除了灯泡寿命和管理的原因，更多的是人为的损坏，灯泡被偷(所以有时灯泡外还要加一层铁丝编的网罩);灯泡也常常成为顽童练习弹弓的目标。这样，夜间的胡同就常常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黑胡同。

　　走黑胡同是挺有讲究的。那时候人们受经济条件所限，手电筒还是奢侈之物，有点身份的打个纸灯笼。大部分人就都是摸着黑走了。敢走黑胡同，哪儿有坡、有坎儿，特门清，真得有闭着眼睛能走到家的能耐。天冷的时候，更麻烦了，送水车会在每院门前，留下一汪积水，时间不长就结冰了，你不知底，一脚踩上，就摔个“地出溜”。走在黑胡同，再赶上三九天，真是有点瘆得慌。所以常听见有人走黑胡同时，喊几嗓子，给自己壮胆： “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

　　夜黑人静，这一嗓子能喊出两条胡同去。甚至，能起到叫门的作用。快到自家门口时，喊这么一嗓子，在家等门的马上就能听出来了。“老三回来了，快给开门去。”

　　旧时，有打更的，常是三位上了岁数的，一个持梆，一位拿锣，另一位手提一盏气死风灯，按着时辰，一路敲来。声音悠长而略显凄凉。有时走在胡同里会在路上碰见，只见远远的一团光在飘动，加上梆锣的声音，心中竟会泛起无名的恐惧。

　　现在您走在胡同里，地面平整、环境干净、晚上照明充分，给人充分的安全感。与旧时几十年前走在胡同内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这三四十年我一直住在楼房，小区楼间的空地多，还有花园，经常会看到许多白发苍苍的老者，兴致勃勃地踢毽儿。

　　在儿子帮助下，我开了微信公众号“西楼巷的老北京”，写老北京的人和事，至今已写作近百篇文章，特别是一些已濒临失传的老北京物件，用文字描绘下来，如果能对后人研究老北京有所帮助，那对于我是再快乐不过的事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