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底，社会学家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时隔六十八年，这部名著以新姿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于该书，一九三一年杨先生就发表了《乡约制度的研究》一文，奠定了该书的基础。杨开道的乡约研究，如同他名为开道，属于开创性研究。香港学者朱鸿林教授《二十世纪明清乡约研究》一文评价杨氏该文 ：“就乡约类型的论述而言，此文几乎可称包举无遗。以后相当多的乡约论著，不管出于抄袭或是出于失考，所举说的乡约都没有超出此文的范围，而且在分析论说方面还多不及此文客观和深入。”杨氏研究乡约的学术贡献于此可见。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提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后世，我探讨乡约问题，也有跳不出杨先生手心的感觉。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杨先生是基于社会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不同，历史学者可有自己的成绩补充杨先生的研究，甚至与之对话。我不揣谫陋，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围绕杨先生提出的问题，谈些感受与看法。

　　乡约与乡治

　　杨开道自称站在乡治或村治的立场探讨乡约，关注乡治制度的变化，他发现“乡治制度的内容，进展到了明代，已经包有保甲，乡约，里社，社学，社仓五大部”。因此，杨先生探讨乡约是联系乡治五项内容进行的，非就乡约谈乡约，这样就使得杨氏的乡约研究视野开阔。

　　稍晚于杨开道研究明代乡约的王兰荫，一九三五年发表《明代之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也提出 ：“明代举行乡约，每与社学保甲社仓相联络，遂成为乡村自治之中心。”看到了与杨氏同样的问题。

　　一般认为，最早的乡约是陕西蓝田吕氏兄弟所创《吕氏乡约》，杨开道考证出北宋熙宁九年(一○七六)制定的《吕氏乡约》出于吕大钧之手。《吕氏乡约》的内容主要是向乡民宣讲“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该乡约在吕氏家乡有局部试行。《吕氏乡约》经朱熹“增损”后影响扩大，广泛流行。

　　我在探讨乡约问题时，发现了一条南宋时期试行乡约的重要史料。清代徽州人佘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录南宋度宗时期徽州乡绅邱龙友的《题请建立镇东祖社奏疏》，该资料记载：

　　徽州提刑节度同知致仕臣邱龙友、临安府钱塘县知县致仕臣王英杰谨奏：

　　为请地立社以便祈报以敦乡约事。(中略)臣先本贯河南，承乏徽州，占籍官前，遂为歙民，编户岩镇，与王英杰同里。相念既居其乡，群其人，尝立乡社，规以乡约。窃见镇东旧有崇善亭基，鞠为草莽久矣。臣等冒死上言，乞为社坛，集众仝祀。庶春祈秋报有所因得，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保年谷丰登，以笃榆谊契，下期风俗之淳，上乐圣明之治。臣等幸甚，乡民幸甚。谨具本，令男立肃，诣阙奏请，干犯天威，伏候宸断。

　　咸淳六年正月□日具奏，臣邱龙友、王英杰。

　　奉旨 ：看得职官邱龙友、王英杰所奏，事理有协于义，准予立社，着本州官给帖付照，地税免征。钦此钦遵。

　　本部抄奉，仰徽州使秦纪勘行。

　　据此可知，咸淳六年(一二七○)徽州人乡绅向皇帝请求通过立社组织乡约，对乡民行为进行“臧否”，移风易俗，襄助朝廷圣治。为此，这些乡绅来到首都杭州，赴朝奏请。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批准。这反映出，以乡约加强乡民的结合以及推行教化，需要借助民间传统组织的资源，利用社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宋代的士大夫与国家已经就此讨论并付诸实践。

　　可见乡约的推行离开国家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明代乡约兴盛，多由官员、乡绅试行，杨先生认为属于士大夫的自我行为。如此认识的依据是他认为，明朝“同后代乡约有关的事件，只有申明旌善亭子和圣训六谕”。“圣训六谕”，即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是洪武三十年才颁布的，没有采入乡约，代替吕氏四条。一直到了成祖时候，才同乡约发生关系。

　　我以为，乡约的思想体现在朱元璋的治国实践中。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以征收赋役的里甲制度和祭祀社神为主的里社组织。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鉴于农忙时民间缺乏劳动力，“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朱元璋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有助于乡里互助。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朱元璋要求宣传“圣谕六言”。日本学者木村英一指出，六谕起源于南宋朱子的实践，即朱熹知漳州时为了民众教化所示的劝谕榜，正好和六谕的内容相同。而我们知道朱熹的乡约思想受《吕氏乡约》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圣谕六言脱胎于吕氏四言，反映的是乡约的观念。虽然朱元璋用老人木铎宣传六言与《吕氏乡约》的宣讲形式有所不同，其借鉴乡约制度则是无疑的。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全国，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

　　《教民榜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教化，而其中的宣讲圣谕六言、读大诰三编、行乡饮酒礼、里社祀神、兴办社学、奉养老人、祭祀祖先更是教化的主要措施。里社的实质在于通过会饮和读誓进行教化，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目的，实际上是类似乡约的制度。因此《教民榜文》是通过设立里老，并以里甲为基础，结合里社、社学、乡饮等制度，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制度性规定。《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我想这一看法非常接近杨先生的乡治内容。

　　洪武之后再一次全国性要求宣讲圣谕六言，是明朝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根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的奏议做出的。以往对此的研究，根据的史料是《明世宗实录》、万历《大明会典》。笔者在以王廷相别号命名的《浚川奏议集》卷三，看到了王氏奏议的原文《乞行义仓疏》，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王廷相针对罕见的荒旱而提出设立义仓的建议，他把义仓与民间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并赋予乡约、保甲的功能，成为三位一体的组织。他运用乡约制度而结合《教民榜文》的祖制，突出圣谕六言，从而使明朝以《教民榜文》为标志的教化政策更简明易行。王氏建议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宣读圣谕六言，所以被明会典列入“读法”，这实际上是乡约的变种。他的建议推动了各地普遍性的乡约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