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遗民著述

　　鲁迅生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之际，因此他十分重视宋末、明末的社会状况和历史教训。鲁迅又是民主革命的实际参加者，尽管他对掺杂其间的“种族革命”不能苟同，但他对有清一代异民族统治仍有刻骨铭心之痛。在这种思想基础上，鲁迅不但对明末遗民怀有敬意，而且对绍兴籍的明末遗民著述多有关注。

　　对于历次的改朝换代，根据个人对新政权的态度，鲁迅曾有“顺民”、“遗民”、“逆民”之分。明末清初，清朝统治者在江南一代遇到顽强抵抗，致有“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抵抗的余波中，以明末遗民自居的知识分子的活动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王思任、张岱、朱舜水等绍兴籍的明末遗民著述，因此而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鲁迅藏书存有《王季重十种》，系上海杂志公司1936年据贝叶山房张氏藏板原刊本排印。

　　王思任，字季重。明万历二十三年进士。鲁王监国绍兴时，任礼部侍郎、礼部尚书。顺治三年，绍兴失守，王思任在门口大书“不降”二字。后逃入秦望山，不剃发，不入城，不久绝食而死。在清兵攻破南京前，南明宰相马士英逃到浙江，王思任写信痛斥马士英：“叛兵至则策手无策，强敌来则缩颈先逃。”“且欲求奔吾越;夫越乃报仇雪恨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地也。”鲁迅在《女吊》中说：“大概是明末的王思任说的罢：‘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这对于我们绍兴人很光彩，我也很喜欢听到，或引用这两句话。”鲁迅确实在杂文和书信中，多次引用王思任对古越民族复仇精神的高度概括，这构成了他与王思任之间最重要的精神联系。

　　《王季重十种》是王思任的诗文全集，按文体分十种编排，其中散文六种，诗歌三种，其他一种。王思任的散文不泥古，不拘体，既诙谐幽默，又激愤放达，以喜笑怒骂发泄对现实社会的不平，因颇具个人风格而为人称道，在明末文坛占有一定地位。鲁迅所购《王季重十种》，是“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三十种，丛书由施蛰存主编。这套丛书是林语堂等人提倡小品文，推崇明代散文作品，并加以标点翻印的结果。对此鲁迅指出：“为了这小品文的盛行，今年就又有翻印所谓‘珍本’的事。有些论者，也以为可虑。我却觉得这是并非无用的。原本价贵，大抵无力购买，现在只用了一元或数角，就可以看见现代名人的祖师，以及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⑤。对于《王季重十种》，鲁迅更有价值、更有意味、更有针对性的论述是：“现在正在盛行提倡明人小品，有些篇的确是空灵的。枕边厕上，车里舟中，这真是一种极好的消遣品。然而先要读者的心里空空洞洞，混混茫茫。假如曾经看过《明季稗史》，《痛史》，或者明末遗民的著作，那结果可就不同了，这两者一定要打起仗来，非打杀其一不止。我自以为因此很了解了那些僧恶明人小品的论者的心情。”“明人小品，好的;语录体也不坏，但我看《明季稗史》之类和明末遗民的作品却实在还要好”⑥。鲁迅发表这些意见的时候，上海杂志公司翻印的《王季重十种》尚未出版，他也未必知道“中国文学珍品丛书”中包括《王季重十种》。因此，鲁迅的意见并不是直接针对《王季重十种》而言的。但是，全面地理解鲁迅对三十年代林语堂等人提倡明人小品的意见，可知鲁迅并未否定明人小品本身，他所反对的是在阶级斗争空前激烈的当时提倡所谓“闲适”和“性灵”，这种提倡“将屠夫的凶残化为一笑”，对统治者具有帮闲的作用。在他看来，从时代需要出发，民末遗民著作更具现实意义。而《王季重十种》恰恰兼具明代小品和明末遗民著作的双重意义，鲁迅对它的价值判断则是不言而喻的。

　　绍兴籍明末遗民张岱的著作。鲁迅购藏二种，1913年曾购入《陶庵梦忆》，晚年购入《琅嬛文集》。

　　张岱，字宗子，号陶庵。《绍兴府志》记载：“岱累世通显，服食豪侈，畜梨园数部，日聚诸名士度曲徽歌，诙谐杂进;及间，以古事挑之，则四部七略，以至唐宋说家荟粹琐屑之书，靡不该悉。及明亡，避乱剡溪山”。张岱著述宏富，除鲁迅所存二种，尚有《西湖梦寻》、《续囊十集》、《有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和史学著作《石厦书》、《石匱书后集》，张岱因此被称为著名文学家和史学家。

　　对张岱的著作，鲁迅最熟悉的是他的散文集《陶庵梦忆》。他在《朝花夕拾》中，两次提到《陶庵梦忆》。“现在看看《陶庵梦忆》，觉得那时的赛会，真是豪奢极了，虽然明人的文章，怕难免有些夸大。”(《五猖会》))“目连戏的热闹，张岱在《陶庵梦忆》上曾夸张过，说是要连演两三天。”(《无常》)对张岱所记，鲁迅所以留有深刻印象，也是“多越事”之故。《陶庵梦忆》中《绍兴灯景》记：“绍兴灯景，为海内所夸者无他，……庙门前高台，鼓吹五夜。市塵如横街、轩亭、会稽县、西桥、闾里相约，故盛其灯，更于其地斗狮子灯，鼓吹弹唱，施放烟火，挤挤杂杂。小街曲巷有空地，则跳大头和尚，锣鼓声错，处处有人团簇看之。”《目莲戏》记：“迭徽州族阳戏子剽轻精悍、能相扑跌打者三四十人，搬演目莲，凡三日三夜，四围女台百什座，戏子献技台上，如度索舞絙、翻桌翻梯、筋斗蜻蜓、蹬坛蹬臼、跳索跳圈、窜水窜剑之类，大非情理。”由此可证两点：一、鲁迅与《陶庵梦忆》的关系;二、鲁迅与越人所记越俗的关系。

　　鲁迅所购《琅嬛文集》，刘大杰校点，1935年上海杂志公司据贝叶山房张氏藏光绪丁丑刻本排印，读鲁迅的《“题未定”草(六至九)》可以断定，对于《琅嬛文集》鲁迅是仔细阅读过的。该书引发了鲁迅对古今一些文化现象的针贬，并由此阐发了不少真知灼见，是鲁迅掌握了辩证法的思想实绩。以下略举两例：

　　《琅嬛文集》也是被列入施蛰存主编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的，鲁迅就此指出：“今年出了许多廉价的所谓珍本书，都有名家标点，关心世道者怒然优之，以为足煽复古之焰。我却没有这么悲观，化国币一元数角，买了几本，既读古之中流的文章，又看今之中流的标点;今之中流，未必能懂古之中流的文章的结论，就从这里来的。……例如罢，我买的“珍本”之中，有一本是张岱的《琅嬛文集》，‘特印本实价四角’;据‘乙亥十月，卢前冀野文’跋，是“化峭僻之途为康庄’的，”以下鲁迅例举了卷三《景清刺》、卷六《琴操》《脊令操》的标点错误证明“有些名人，连文章也看不懂，点不断，如果选起文章来，说这篇好，那篇坏，实在不免令人有些毛骨悚然，所以认真的读书人，一不可倚仗选本，二不可凭信标点。”⑦经过近半个世纪，黄裳先生据《琅嬛文集》手稿核校指出：“鲁迅在这里所批评的乱点古书，自误误人的事例，是极正确的。恰巧作者张岱的手稿就在这里，不但有改句，而且有作者自己的圈点、断句，都在证明着鲁迅说得不错。”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