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学者著述

　　周作人在谈到鲁迅所受清代浙东学派的影响时说：“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与章实斋，谭复堂与李越缦，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元西河，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为难，攻击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⑨这里，周作人实际指出的是鲁迅思想和文章受到章实斋和李越缦的影响，对于章实斋，周作人称他“作文批评，多极严刻”;对于李越缦，周作人称他“作文批评亦多严刻”。周作人还将他的祖父“说话的谿刻”，与上述二人相提并论，认为他们一并对鲁迅思想文章的深刻犀利产生过影响：“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无二的了。”[11]关于章实斋、李越缦对鲁迅思想和文章的影响，需要专门的研究，这里只涉及鲁迅所藏章、李二人著述的浅层次关系。

　　章实斋，名学诚，乾隆四十三年进士，任国子监典籍。他的史学成就在清代首屈一指，著有《文史通义》、《校雠通义》、《实斋信摭》、《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和地志多种。鲁迅读过或收藏的章实斋的著述有《文史通义》、《实斋信摭》、《实斋乙卯及丙辰札记》三种。其中与鲁迅关系较密切的是《文史通义》。

　　据《鲁迅日记》，鲁迅是在1914年11月26日得到《文史通义》的，但这并不能说明鲁迅的阅读是在此之后。据周芾棠对鲁迅故家家藏的调查研究，周伯宜的藏书中存有此书。周作人所说鲁迅读过《文史通义》的时间，当指鲁迅的青少年时期。在鲁迅的师承方面，由于章太炎对《文史通义》评价甚高，并将它与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的《史通》相提并论，因此鲁迅对《文史通义》的重视还可能受到章太炎的影响。鲁迅初到北京的几年，正是他全力搜求家乡文献的时期，在访书过程中与同好季自求有较密切的交往，鲁迅曾以《文义通义》相赠。凡此种种，都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文史通义》与鲁迅的伴随。

　　由于《文史通义》是史论著作，它的贡献也主要体现在历史学方面。但章实斋在书中对“六经”的定位，其功绩却是远远超过史学范围的。明代的王守仁曾首倡“六经皆史”的观点，章实斋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发展，在《文史通义》的《易教》中，他指出：“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这不仅从历史学的角度解释和研究“六经”，而且还“经典”以历史文献的本来面目。章太炎就曾本“六经皆史”之义指出：“经不悉官书亦不悉经。《易》《诗》《书》《礼》》((乐)《春秋》者，本官书，又得经名。”在同一出发点上，章太炎曾极力扩大“经”的外延，认为兵书、法律、教令、历史、地志、诸子、以及六经之外的群书，均可以称“经”。这种一切书籍都可称经的观点，又是与王守仁的《传习录》、章实斋的《文史通义》一脉相承的。现在，我们尚不能得到鲁迅所受《文史通义》影响上的实证，但是，鲁迅对“六经”、“九经”、“十三经”的一贯看法俱在，上述线索对鲁迅的“经典”观点的形成，不会毫无意义。

　　对《文史通义》，鲁迅和周作人一样注意到浙东学派与浙西学派的重要区别和分歧。浙西学派的诗人袁枚，诗之性灵而放情声色，在表现两性关系上比较自由，章实斋在《文史通义》《妇学》篇中加以不指名的严厉批评：“不才小慧之人，无所不至，以纤佻轻薄为风雅，以造饰标榜为声名。炫耀后生，猖披士女，人心风俗、流弊不可胜言”。对于这种笔墨之争，鲁迅留下深刻印象，这不仅证实鲁迅熟读有关的著作，另一重要原因是论辩双方大致均为“乡人”。因此，鲁迅在谈到文坛时，才举例说：“明末太远，不必提了;清朝的章实斋和袁子才，李莼客和赵扌为叔，就如水火之不可调和”[12]。

　　在章实斋之后，鲁迅关注较多的乡贤是李越缦。李越缦，又名李慈铭，号莼客，清末进士，曾任监察御史，是清末著名的文学家，史学家。著有《越缦堂日记》、《越缦堂骄体文》等，编有《越中先贤祠目》。李越缦与鲁迅的祖父周介孚有过交往，周介孚科场案后，李越缦曾为周家疏通过关系。

　　李越缦自视极高，自称经史子集无不涉猎，尤长于史学。他的日记实为日记形式的学术著作和散文随笔，包罗的内容范围极广。他的学术成就，后人评价不高，如张舜徽就指出：“要其一生所学，悉荟萃于《越缦堂日记》中。余尝反复究览，知慈铭于经史小字，皆无专长。一生又好雌黄，不轻许可，终不免文士陋习。《清史稿》列之文苑传末，实为平允。”[13]不过鲁迅对《越缦堂日记》始终是注意搜求的，《鲁迅日记》1912年12月28日载：“赴留黎厂购《中国学报》第二期一册，四角，报中殊无善文，但以其有《越缦日记》，故买存之。”1920年由蔡元培等10人发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越缦堂日记》共51册。《鲁迅日记》1921年9月30日载：“季市赠《越缦堂日记》一部五十一册。”直至1936年10月3日，《鲁迅日记》仍记有“夜三弟来并为买得《越缦堂日记补》一部十三本”。

　　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内容作过归纳，称其为“上自朝章，中至学间，下迄相骂”。但鲁迅对《越缦堂日记》持有尖锐的批评，他说：“这虽然不像日记的正派，但若有志在立言，意存褒贬，欲人知而又畏人知的，却不妨模仿着试试。”[14]“《越缦堂日记》近来已极风行了，我看了却总觉得他每次要留给我一点很不舒服的东西。为什么呢?一是钞上谕。大概是受了何悼的故事的影响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御览’。二是许多墨涂。写了尚且涂去，该有许多不写的罢?三是早给人家看，钞，自以为一部著作了。我觉得从中看不见李慈铭的心，却时时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骗。”[15]鲁迅对《越缦堂日记》的批评准确而鲜明，体现出他朴素而卓越的历史观点和审美观点。尤其可贵的是，他并不因作者是“乡人”，而为其“讳”。

　　【注释】

　　① 陈方竟《为有源头话水来》，《鲁迅研究月刊》1991年第9期。

　　② 《集外集拾遗补编·<越铎》出世辞》。

　　③ ④⑨⑩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

　　⑤《且介亭杂文二集·杂谈小品文》。

　　⑥《花这文学·读书忌》。

　　⑦《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至九)》。

　　⑧黄裳《银鱼集·张岱(琅嬛文集)跋》。

　　[11]章太炎《国故论衡》。

　　[12]《准风月谈·“中国文坛的悲观”》。

　　[13]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

　　[14]《华盖集续编·马上日记》》。

　　[15]《三闲集·怎么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