仍是“故乡”与“故人”

　　莫言在《收获》2017年第5期刊出三篇小说(《地主的眼神》、《斗士》、《左镰》)，统名为《故乡人事》。其中《左镰》一篇的小引里，莫言称此篇为“歇笔多年后写的第一篇小说”。大致同时，《人民文学》2017年第11期也发表了莫言的新短篇《天下太平》。由此看来，这两本刊物上的四篇新作可以统一看作是莫言在201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拿出的第一批小说作品。不久前的《人民文学》第9期发表过莫言的一组诗、一个戏曲剧本，可算是莫言获奖后第一次郑重亮相，但作品文体并非小说。同莫言以往的许多作品一样，四篇小说大抵都是围绕“故乡”与“故人”展开，其事其人，依然是跃然纸上而过目不忘的。

　　《地主的眼神》里的老地主孙敬贤似乎是个很复杂的人，他深爱着土地到头又被土地坑害，劳动技术一流却始终备受欺压，遭受了许多值得同情的苦难但似乎又确实不是什么好人。他纠结压抑的一生最后落脚于一场“戏说历史”式的豪华葬礼，然而细细想来，这所谓的扬眉吐气“就像对着仇人的坟墓挥舞拳头一样，其实毫无意义”。

　　《斗士》里的武功形象同样复杂：一方面，他像个英雄，敢跟不可一世的村支书缠斗一生;另一方面，他也会将仇恨的毒液进行无差别喷洒，“你对着他打个喷嚏，很可能就把他得罪了”。武功家庭出身不好、“知道自己命贱”，因此索性“不把自己当人”，始终怀抱着同归于尽的无畏，终于成为了“村子里一个谁也惹不起的人物”、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一个生活挤压下精神癌变版的当代阿Q。

　　与此二者的复杂相比，《左镰》里的田奎则是一个相对纯粹的悲剧人物，因为一场超出控制的集体恶作剧，这少年被自己的父亲砍去了右手。欺负傻子的行为固然显露了人性本原之恶，但孩子们有意无意的栽赃和父亲明显过激的惩罚行为，却无疑有着社会政治及历史语境的特殊因素参与(家庭成分不好)。也正因此，我们在失去右手的田奎身上，看到了一种有违常理、毫无表情、看似安于命运却莫名令人惊悚的平静。

　　如果说以上《故乡人事》题下的三篇小说，各有一个命运处境特殊的人物作为叙事支柱，那么《天下太平》则更像是某种群像速写般的展示。从一老一少两位打鱼人、到被鳖咬住手指的小奥，从个性十足的村支书张二昆、到一胖一瘦戏份十足的两名警察，一件“老鳖咬人”的热闹新闻，渐渐演化成了乡村人物的表情巡演，此间趣味自然也都是“莫言式”的。

　　把人物写好写活，乃是小说家看家的本事。这是我读完四篇小说一个最直接的感受。写好人物，这似乎是小说写作最基本(“基本”到几乎有些无趣和陈腐)的要求，但最基本未必意味着最简单。在任何时代，真正能把人物写活写独特的作家都是珍稀动物。一个人物是值得被记住的，一件事是有意味甚至仅仅是有意思的，这些都在本心和常识的层面上构成了小说的源起、并足以经由作者笔力的打磨支撑起一篇小说。就像莫言的这组新作，其中未必寄寓着多么庞大的艺术野心，但它们是好小说。

　　对小说而言，今天是一个手段、方式、可能性都极其丰富的时代。但许多基本的手艺(或许还可称之为“美德”)依然没有贬值。进而言之，今天我们似乎可以适当地去展开另一方向上的反省，那就是野心庞大而人物缺席。这并非是罕见或意外的场景：面对驳杂亢进的时代经验，作家的心中鼓荡着无限的激情、缠绕的理念、复杂的省思和巨大的写作野心，但在实际操作中，却很容易重心失衡、以致把以上这些简单粗暴地缠绕在一系列雷同而单薄的人物身上，就好像童年时代地摊上五毛钱一根的零食“糖稀”，用粘稠糖浆层层卷裹着干木签。倘若想象无数作品的世界能够拼接成一段虚拟的时空、不同小说里的主人公可以在其中自由走动，我们或许会看到这样的画面：面目近似、表情模糊、几如孪生姐妹般的塑料模特们在街上打个照面，彼此伸手捏捏对方身上层层披盖着的“想法”的大衣，寒暄一句“咦，今天这作者给你披挂的是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