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诗体的大解放”

　　胡适对周作人那首《小河》的称赞是认真的吗?除了说“这首诗的意思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达不出的”之外，胡适没有做更为深入的解释。倒是和周作人亦师亦友的废名在《谈新诗》中单列一讲专门谈《小河》，并谈到了“诗体的解放”问题。回过头来再看《小河》，在《新青年》上发表时，原诗前周作人还写了一段序言，里面提到了诗歌体式、用韵等问题。或许胡适看了废名、周作人的话真的会心有戚戚焉吧，因为“诗体的大解放”正是胡适在诗歌变革的探索中最为关心的问题，而形质同构的《小河》恰好以说话的语调和句式为胡适想象中的“新诗”提供了范例。

　　在赴美留学之前，胡适就已经尝试过用白话文写作。到美国以后，他的兴趣逐渐由中国的文字问题转向文学问题，形成了“新潮之来不可止，文学革命其时矣”“诗国革命何自始，要须作诗如作文”的想法。在同梅光迪、任叔永等的争论中，胡适认为文言乃是死字死句，故而提倡用白话作诗，并在1916年8月19日给朱经农的信中开列了“不用典”等“八事”。此后经过和陈独秀的几番书信讨论，胡适完成了震古烁今的《文学改良刍议》。1917年9月，留美归来的胡适住进北大教员宿舍，被聘为北大教授。

　　从1917年北上进京到1948年南下离京，31年间，胡适在北京住了有17年左右，住过的胡同至少有7条，但他却一直没有置办房产，而是租房居住。如今，偌大的北京竟然没有一处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胡适故居。胡适入校时，北大尚位于地安门内马神庙，第一院的红楼正在建设之中，文理本科都在景山东街的“四公主府”内。教员宿舍在学校的西门，校内东侧的一排平房最初是文科教员的预备室，因为陈独秀、朱希祖是己卯年生人，胡适、刘半农、刘文典是辛卯年生人，所以两只老兔子和三只小兔子遂成为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卯字号的名人”。

　　为了避免被打扰，胡适后来又相继在今天的竹竿胡同、缎库胡同、钟鼓胡同、陟山门街暂住过，直到1926年初外出。值得一提的是，1917年9月底，胡适搬到竹竿胡同和高一涵合租，而之前和高一涵合租的室友正是李大钊。李大钊是年7月因为张勋复辟而避走上海，同年11月中旬回京，高一涵直到1918年2月才搬走。以中国人的人情世故，李大钊想必会回来看望一下高一涵，如此想来，胡李二位当年或许也曾在竹竿胡同晤面寒暄一番?住在竹竿巷的时候，胡适由“竹竿巷”联想到家乡的“竹竿尖”山，写了首《一念》发在《新青年》第4卷第1号上。这9年是胡适在北京居住的第一个阶段，也是他和诗歌关系最为密切的阶段。

　　像胡适这样旧学根基深厚的知识分子，对白话诗的想象和实践常常脱不开传统诗词的影子。比如人们所熟知的“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的《朋友》(收入《尝试集》时改为《蝴蝶》)，尽管胡适在原诗前特意交代了一句“此诗天怜为韵，还单为韵，故用西诗写法，高低一格以别之”，提示人们注意这首采用了西洋诗的“交韵”，但作品五言诗的句式实在太过醒目。其他的诗例如《鸽子》尽管句式上“自由”了，但营造诗歌意境的意象大多仍是传统的自然意象。像《一念》这样的诗虽然使用了“太阳”“月亮”“地球”等一些新意象，颇有几分郭沫若式的瑰丽奇妙的想象，但最后“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似乎又暴露出胡适因袭了传统的诗歌趣味。

　　胡适本人也承认自己当初的诗“很像一个缠过脚后来放大了的妇人……虽然一年放大一年，年年的鞋样上总还带着缠脚时代的血腥气”。由此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胡适会坚定地追求“诗体的大解放”。但围绕“诗体的大解放”其实还有一层意思，胡适真正超前的地方在于，他充分意识到语言问题与现实意识形态的相对关系，秉持“历史的文学观念论”认定以语言变革作为文学革命的下手途径和具体方案。所以他在文章中像绕口令一样地强调“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这同言必称“革命”的胡适是不一样的。胡适的确不是一个优秀的诗人，也许在他的世界里，白话诗远不止是辞章义理，而是关乎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和再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