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的冬天也是冬天。几阵风,几场雨,屋后的竹林似乎再没那么青翠欲滴,夜里听见竹子相互撞击取暖,嘎吱嘎吱,陡然觉得冷瑟瑟的。桃树、梨树、栎树、李树、柳树,纷纷脱光叶子,伸长光秃秃的枝干,扎入蓝得发白的天空。再过些时日,清早起来去往村外,只见大雾如牛奶般漫过小麦地。大雾散后,一簇簇小麦敷了一层白霜。颗颗粒粒,在温煦的初阳里闪烁。再往前走,会看见青菜、蚕豆、豌豆,也都敷了白霜。再看身边,水沟边的青草、路边的稻草垛、温热的猪粪堆,也都白着呢。太阳升得更高了,温暾地照拂着大地。朝东边山头望,柔嫩的太阳光使得山林灰蒙蒙的。连绵的山峦是那般静穆。
村长挨户通知,分树了!
多少人家盼着这一天呢。我老早发现,家里柴楼后沿墙完全露出来了,曾经它是被劈柴完全遮住的;柴楼堆放的干松枝也早早没了,楼面空空荡荡,踩上去东凹西陷——楼面由竹编的毯笆铺成,毯笆底稀稀地横了几根派不上大用场的松木,算是隔开了楼下的灶房。柴楼上脚步放得重些,灶房里就会下一场灰雨。灶房里一缺柴火,便爬楼梯到柴楼上拿,拿拿拿,刚进冬天,柴楼上只看得见两堆松毛了。那些松毛,是我妈上山“抓”回来的——松毛掉地上,得用九齿抓扒去抓。挑回来一担,烧掉一担,柴火没法不叫人发愁。
只能数着日子,等分树了。
分树前好多天,村里会抽一拨人上山,圈出当年要砍的树,树全是松树,连在一起,成一片山坡,或一座小山头。树有大有小,价格也有高低。镰刀在树干齐胸高的地方削掉一块皮,露出一块白色,写下歪歪扭扭两排毛笔字,一排是树的编号,一排是价格:一元、两元、三元、五元、十元……十元以上的,是很大的树了。小树砍做柴火,大树不单有众多枝桠可以砍做柴火,主干还能当做盖新房的木材。新房不是那么容易盖的,许多人家都在一块砖一块瓦一根木头地蓄积着力量。那价高的树,自然格外抢手。
有一年,爸妈派我和弟弟到村长家抽签。黄昏里,我们围在村长家的院子。一共抽十来棵树。几百张纸条写好树的号码和价格,揉成团,塞在一个空纸箱里。村长摇一摇纸箱,我伸手进去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叹一口气;弟弟伸手进去,又抓出一个纸团,摊开来,又叹一口气。轮替几次,弟弟高兴得要蹦起来。一棵十八块钱的树!
陡峭的土坡,松树几乎全没了。余下几十上百个树坑,如一只只挖掉眼珠的眼眶瞪着天空。唯剩下它仍旧立在半坡处。一棵孤零零的松树,枝干崔嵬,仰之弥高。我是在山坡脚下看到的它。我没想到那就是它,却不自觉地走向它。望见它也望见它背后的红土地背后的绿松林背后的白云朵朵。气喘吁吁走近了,手杵树干想要歇一歇,手掌抚到一片粘稠的松脂。“十八元”三个墨黑的字显现眼前……朝它举起斧子,斧子挥向树根,树根四周的土一点儿一点儿被刨开。树根虬结,鳞片老硬。斧头每斩断一根树根,树便叹息一声。忽然,树一阵颤抖,松针纷纷洒落。继续,继续,斩断剩下的根须,一根又一根。终于,树身又一阵颤抖,巨大的树冠如同黑重的雨云朝坡下飘坠。树倒了! 倒了! 听到喊声,坡下的人四散开,站定了回头看。轰隆——噗——呼出最后一口气,大树仰面倒在山坡,惊起一地埃尘。
要把树干和树枝运到大路,再拉回家,不是件容易的事。
那年,家里是请了手扶拖拉机的。拖拉机等在大路边,等着我们把拆卸好的松干松枝搬上拖斗,直到高高堆起如一座小山包,直到小山包摇摇欲坠眼看要垮塌,拖拉机师傅才拿出发动手柄,走到车头那儿,弯腰弓背地摇动。许久,拖拉机喷出一阵愤怒的黑烟,每一颗螺丝都在颤动。此时,若坐到柴堆顶上,随拖拉机下山,那是要一路看着整条路整座山整片天醉酒一般发癫的。
寻常年景,担当运输重任的,是一辆由木头和竹板打造的两轮手推车。手推车两根扶手,扶手后系了一条宽宽的背带,一车能拉上千斤。拉车靠体力又靠技术,一不小心,会连人连车连柴一块儿冲下山坳。有一年,手推车装满松柴进大院子,力道没控制好,一根扶手直撞向邻居家墙,嘭一声,几块土坯飞出去。拉车的,当然只能是我爸。我和弟弟在车后跟着。从山里回来一路下坡,小跑着才能跟上。
有一年,拉车的却不是我爸,是我妈。我爸到外地跑车,秋天没回来,冬天了没回来,村长通知各家分树了,我爸仍然没回来。
如果不要树,是可以让给别人家的。
我妈咬一咬牙,要!
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我十来岁,奶奶七十多岁。奶奶和我妈,我和弟弟,两个女人两个男孩拽起手推车上山了。记得那年砍树处在“牌坊坡”,比往年的地方更要远一些。还好没大树。树砍倒后,立马被断成几截。奶奶和我妈又挑又扛,我和弟弟又拖又拉,松树们桀骜不驯放荡不羁。晨霜浓厚,草木蓊郁,每一脚踩下,枯黄草叶上的白霜都会歘啦欻啦响。鞋子湿了,冷到彻骨。松枝在地上滑动,犁开一沟一沟光亮的红土;路边丛生的解放草(紫茎泽兰)断裂后泼洒出苦涩的气息;细松枝被铁篱笆(剑麻)勾住后弹回,刷中小腿,小腿飞速隆起彤红的一道。——我发现路边有一棵倒伏的似乎枯干了的树,竟有白白的小花间杂在烦乱的枝桠间。问奶奶,说是梅花。哦,梅花! 驻足不到一分钟,我又继续朝前走了。
不晓得往来多少趟,松枝松干才全部运到大路边的手推车旁。我们灰头土脸,瘫坐在地。路上来来往往皆是肩挑背扛的人,没人注意我们这一家子。
是刻意还是偶然?我完全回想不起来,我妈是怎样把松枝松干用手推车运回家了。
只记得,松干松枝与往年一样,最终都齐整地堆在大院子里。
粗直的松干要晾干存起来做椽子。先搬出我爸做木活用的两架木马支地上,再把松干横上去,然后握一把镰刀,刀口朝向自己,倒退着一下一下削。我喜欢松皮剥离时刺刺啦啦的轻快声音,喜欢随即浸出的琥珀色松脂和散发出的幽稠气息——就在几秒钟前,那气息闪电般回访了我的鼻孔——也喜欢松树褪尽皮肉后,露出的淡黄色洁净主干。太阳底下看,一切都是新鲜的。但我最喜欢的,还数墙边的松枝。它们被捆扎得整整齐齐,堆成一堵矮墙,松针松球都还碧绿着,仍在呼吸仍在生长。夜色降临,我盛了一碗清水——清水里没忘记搁进一条短短的稻草绳,认真地放在松枝堆的最上面。扶住碗边,左右摆一摆,确保水碗稳稳当当不会被夜鸟惊歪。夜色深沉,听屋后的竹林嘎吱嘎吱,因了一份期盼,心里是暖的。
第二天,太阳初升,绿得滴油的松枝堆恰如期待中那样铺满寒霜。一个溜圆的白瓷碗口在其间熠熠闪光,那是我第一次见识到,云南也会有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