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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花的光影:孙犁作品中的故事及人物原型

时间:2018-02-08 15:29     来源:北方文艺出版社     作者:段华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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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1963年9月,孙犁先生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里所描述的景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

荷花的光影:孙犁作品中的故事及人物原型
【图语:孙犁】

  《风云初记》的人物原型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孙犁先生一直生活在抗日根据地,那里的人民是如何抗击日本鬼子的,自然会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不能不反映到他的作品里。1963年9月,孙犁先生在《为外文版〈风云初记〉写的序言》里所描述的景象,就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奋起:“就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最危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低下头来。他们是充满胜利的信心的。”

  因此,孙犁先生明确地说:“大家开卷可以看到,小说的前二十章的情节可以说是自然形成的,它们完全是生活的再现,是关于那一时期我的家乡的人民的生活和情绪的真实记录。我没有做任何夸张,它很少虚构的成分,生活的印象、主流、组织,构成了小说的情节。”(《孙犁文集》第七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3月版)这就清楚地表明,孙犁先生在写长篇小说《风云初记》时,里面的故事和人物很多都是真实的,子午镇就是现实中的子文镇,孙犁先生的老家东辽城村距此地半公里。小说中的五龙堂村,其实就是距离东辽城村1.5公里左右的南、北郝村,抗日战争期间孙犁先生多次在此村住过,编辑《冀中一日》时更是在这儿工作了很长时间。在他的作品中,可以看到八路军将领孟庆山将军的身影,吕正操将军也出现在作品中,张教官几乎是孙犁先生自己的写照,变吉哥是他认识的一个村的文建会负责人,芒种也是他的一个亲戚的姓名。以其中的女县长李佩钟为例,所写的就是著名诗人远千里的夫人李穆玲的命运。李穆玲又名李敬钟,河北省博野县庄窝头村人,1940年参加冀中新世纪剧社任演员,后任任丘县妇救会主任,1944年冬季牺牲。

  梁斌对此事也有过较详细的描述:“后来才知道,就在这天的晚上,千里的爱人穆玲正在任丘县的一个区里当妇救会主任,晚上由这村转向那村时,中途掉在井里。井中水浅,没有淹死。虽然连声叫喊,但天黑风大,四野无人。天冷水凉,怎样忍受,是难以想象的。”(梁斌:《一个小说家的自述》,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1年 6月版,第 331页)。孙犁先生就把李佩钟(李敬钟)的牺牲,描写得几乎一样。他自己也说,远千里夫人李敬钟(穆玲)的牺牲,就在长篇小说《风云初记》中“作为一个人物的归结”(《远的怀念》,《孙犁文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2年2月版,第296页)。

  据从晋察冀边区走出来的戏剧家张学新先生告诉我,长篇小说《风云初记》第一集(指前三十回)出版以后,孙犁先生送给他在冀中时期的战友王林一册,扉页上题字就称“王林同志索隐”。1990年的一天,我曾经当面问过孙犁先生,《风云初记》里的人物和事件的真实性如何,他说其中的很多故事都是真实的,有很多他也经历过,只是很多人物的姓名作了改动,故事情节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向我简单介绍情况后,孙犁先生就说:“你还年轻,不太了解,他们都知道。”“他们”,我知道是指王林(当时已去世)、梁斌、路一、杨循等人。

  孙犁先生自己也说过,他的作品大都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下面可以再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洞》《“藏”》与蠡县地道战故事

  1938年底,日本鬼子占领冀中的所有县城,对敌斗争十分艰苦,平原上无险可依,很多人为此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后来,七分区蠡县的群众开始挖地道,可是,让地委书记吴立人知道了,说是“退却路线”,报告了区党委,区党委组织部长刘亚球来调查,后来把县委书记王夫也撤了。直到1941年,冀中军区政委程子华来这里调研,才肯定了这种斗争形势。在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冀中区党委书记黄敬的支持下,1942年 3月20日,冀中军区司令部、冀中武委会发出《关于开展地道斗争的指示信》,地道战这种形式才在冀中蓬勃发展起来。

  地道最早从蠡县开始发展。1938年11月,日本鬼子占领了蠡县,捕杀我抗日军民,很多干部、群众被敌人杀害。蠡县一区的一些村级党员干部,这时想出一个办法,就是在村外的树林里、荒僻的旷野或林木丛生的古墓地——总之,是在离公路较远,不易被敌人发现的地方,向地下挖一丈多深斜形的洞,里边铺些干草,到天晚的时候便披上一件破大衣,偷偷到洞里睡觉,天亮时再回村坚持工作。但因为那时候还是冰天雪地的时节,每到洞里住宿一夜,第二天清早,洞口便向外喷出水蒸气,被敌特发现以后,敌人常在拂晓的时候,到村外找洞掏我们的干部或工作人员。这样一来,野外的洞不能住了,在环境日渐残酷,抗日工作又必须坚持的情况下,地洞便开始从野外转移到村里。

  孙犁先生据某村的一个干部的真实故事,于1943年5月,写了短篇小说《第一个洞》,发表在1943年5月19日的《晋察冀日报》上。这是最早以文学的形式写冀中地道战的作品,甚至在此之前,也只有新华社《地道战在冀中》等三四篇通讯发表。现在,抗战时期的冀中地道战,因各种文艺形式的表现和传播,已经为广大国人所知,但在当时那种复杂的抗战形势里,孙犁先生却最早利用文学的形式表现冀中的地道战。

  1946年5月,孙犁先生在河间工作,编辑《平原杂志》,并且在八中教着语文写作课;与此同时,写了短篇小说《钟》和《藏洞》。5月29日,他托张庚带原稿给正在张家口编《工人报》的康濯,看康濯能否在张家口找到发表的地方。康濯可能没有给《藏洞》和《钟》找到发表的地方。1946年10月,孙犁先生把《藏洞》重新修改了一次,1949年4月24日,在致康濯、厂民(即诗人严辰)的同一封信中,他还向康濯索要过《藏洞》原稿。1950年3月21日下午,孙犁先生在致康濯的信中,已经把《藏洞》改称为《“藏”》。此后,再没有见到他在文章中提到这篇小说。1949年6月,上海群益出版社将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集《芦花荡》纳入“群益文艺丛书”出版,里面第一次收录了《“藏”》,可见他又把这篇小说寄给了正在上海的周而复,使它得以和世人见面。

  《“藏”》也是根据上述蠡县地道故事写成的。它与《第一个洞》这两篇小说,从不同的侧面叙述了这个真实的抗战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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