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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时间:2019-01-08 16:36     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作者:刘琳 郎维伟      点击: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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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演变
【图语:川南苗族】

  在我国,民族之间的接触、交往、交流和文化涵化是经常发生的事,其中人口少的民族受人口多的民族影响比较常见。川南苗族虽是当地世居民族,也是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但与当地汉族人口相比悬殊甚大,因此在语言文字的使用上呈现出逐渐与汉族趋同的态势。从民国时期的主动效仿、被动接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自然涵化,川南苗族语言文字的使用演变既体现了苗族的文化认同变化,更反映出苗汉民族关系和谐的主流。

  苗族主要分布和聚居在我国南方的广大地区,苗语属汉藏语系苗瑶语族苗语支,有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目前,四川南部泸州、宜宾两市的苗族约15万人,主要分布在叙永、古蔺、兴文、筠连和珙县,他们使用苗语川黔滇方言。苗族没有自己传统的文字,但分布在川滇黔交界区的苗族一度使用由西方传教士编制的“老苗文”。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川黔滇苗语方言区创立了一套“新苗文”,在该区域推广,但影响比较有限。由于川南苗族与汉族广泛杂处,使用汉语言文字的情况日益频繁。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变化,既反映民族认同特征,也反映苗汉民族关系的演变。前人对此有一些记录和描述,①但对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演变及现状鲜有专门的论文涉及。笔者实地调查后结合文献对此问题进行探讨,供读者参考。

  一、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

  川南苗族使用的传统语言属川黔滇方言的次方言,川黔滇方言也称西部方言,使用区域为黔西北、川南和滇东北等地。方言形成时间在元明时期,使用人口接近苗族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海外有许多苗人操此方言。川南苗族普遍使用川黔滇方言,苗语是苗族的认同特征、日常生活交流工具,在川南苗族中广为流行。大致在民国时期,苗语使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据当时的田野调查记录,调查者在古宋②石炭窑造访罗洪顺苗端公家,“与之说苗语不答,但以汉语答语,并谓彼称正苗。后又至距68公里石樁处之苗人杨铁匠家,杨未在家,只有妇孺。与语,亦均自称不懂苗话,但用苗语询以吃什么,则以汉语答云麦粑粑,绝不肯答语也。”[1](P.115)作者还记录了另一件事,在大坝乡王乡长家,“适有一兴文簸箕峡苗老者来送信,盖匪首黄国强欲投诚也,询以苗语,笑而不答。”[1](P.101)为什么本来就是苗族却不说苗语呢?芮逸夫认为“盖此间苗人均以说苗语为耻也”。[1](P.115)

  应该说出现上述情形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从明清到民国,大量汉族移民定居包括川南在内的西南少数民族居住区,许多汉人士绅也在移民之列,加之中央王朝在西南推行“国家化”[2],民国沿袭其统治,各地广兴儒学、建孔庙,宣扬汉文化中的人伦与政治秩序。与此同时,川南的汉族人口远远超过当地的少数民族人口,汉族文化、汉语言文字对当地少数民族的影响已经不可避免。于是川南苗族人群中学汉语言文字、效仿汉文化渐成“时尚”,例如川南苗族普遍使用汉姓起名;有的人家还攀附汉姓编撰家谱,习称“买谱”,实为文化借用。于是就出现了芮逸夫先生所描写的情况,不过从正面理解应是仰慕汉文化,以仿效汉俗及能说汉话为荣。[1](P.XX)这种情况不止限于川南,整个西南在历史上是土司统治过的地方都有类似现象。王明珂在《〈川南苗族调查日志1942~1943〉导读并序》中分析道:“汉人官员、士绅在道德文化上的夸耀,以及其政治、社会优势,使得许多西南非汉族群的土司及钜室家族也纷纷送子弟入学读书,仿效汉人士大夫之习性、雅好,并以能与汉人士大夫诗文往来为荣……在亲近人群的接触与互动中,许多土司所辖的百姓也开始模仿他们周边的这些‘汉人’(土司与大姓家族),说汉话,践行汉人习俗……明清以来的汉化过程,使得许多西南地区在清代及二十世纪上半叶成为一个汉与非汉区分模糊的华夏边缘。”[1](P.XVIII-XIX)川南苗族自明清以来,尤其是进入民国后,从仅使用苗语转变为同时使用汉语。引起这一变化的原因主要建立在文化优势基础上,少数民族在与汉文化的接触中,逐渐学习使用汉语文并以此为荣。还有另一方面的原因不可忽略,伴随着汉族人口在川南的绝对优势,其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也明显居于优势。有了政治、经济、社会地位的优势,加之不同民族之间、不同阶级之间的对立等制度性不平等的存在,汉苗之间呈现出了强势和弱势民族的区分,制度性不平等导致的观念上的偏见和行为上的歧视,自然也就更多地施加在苗族身上。在民族不平等的环境下,处于弱势的苗族不仅仅是“耻于说苗语”,而恰恰还包含了说苗语可能遭致歧视现象的存在。如果一个民族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当听到他人用本民族语言询问时,一般都会用熟练的本民族语言作答。在民国时期,美国学者葛维汉在川南珙县等地调查,广泛记录了当地苗族用苗语传播的民间歌谣与故事,从这一点看川南苗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现象在民国时期也不是不存在。只是受以上两种因素的影响,出现了使用汉语的变化。

  苗族有传统的语言,却无传统的文字,③川南苗族同样如此。直到二十世纪初,基督教循道公会牧师英国人柏格里在川滇黔交界地区传教期间,为方便传教,他与苗族知识分子杨雅各、张武以及汉族李斯提反等,创制了“坡拉字母苗文”,俗称“老苗文”。这套拼音文字由26个大字母、42个小字母组成,创立后主要用于编写宗教读物,在苗民中传播,例如刊印老苗文的《新约全书》《赞美诗》和会话读本等。民国时期在川南苗区调查的学者,有的见到并记录了苗文版《马可福音》,[3]有的提到叙永苗族知识分子罗承瑄用老苗文参与编写《川苗一书》及《福音诗歌》。[1](P.90)应该说“老苗文”在以贵州威宁石门坎为中心的川滇黔交界的苗族分布区产生了一定影响,当时有多少苗族信仰基督教,就有多少苗族学习和使用这套文字。至于掌握和使用“老苗文”的程度,如今无从知晓,但有学者在调查文本中记录了一些情况。例如,据《筠连县志》记载,自从有了“老苗文”,当地苗族“自行设校讲授,以示不忘本也”[4](P.164)。又据华西大学林名均教授1936年调查记载,川苗中已有二三百人能够认识老苗文。川南苗族经济状况不佳,生活困苦,社会地位低下,能有机会掌握和学习这套“老苗文”是件不容易的事,加之“老苗文”主要为宗教传播的工具性文字,因此影响力有限。此后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受西方传教士支配的教会在川南逐渐消退,新开办的各级学校教育都使用汉语言文字教学。1956年由国家民委组织专家编制的拉丁字母苗文在川苗中试行,也称新苗文。在义务教育普及的环境下,苗族青少年儿童都普遍学习使用了汉文,汉字成为苗族使用文字而得到广泛应用。而“老苗文”成为历史的记忆,仅少数年长者还能识读。新苗文在川南苗族中试行,因其使用人群很少,其实用性大大降低,没有成为川南苗族广为使用的文字交流工具。

  至二十世纪上半叶,川南苗族在语言方面使用汉语已经比较普遍。据民国地方志记载,近代川南苗族大多都能够讲汉语的当地方言,有的也能够认识汉文。例如,兴文县苗族“孩提时便能操两种语耳,其种亦日稀”[5](P.391);古宋县“苗人亦通汉语”[6](P.110);筠连县苗族“亦能吐汉语,识汉文”。[4](P.164)据民国学者林名均于20世纪30年代在川南的调查,当地“汉人能够深通苗话的很少,不过他们(苗族)对于汉人却也能够说汉话,妇女间或有不能说汉话的,其为数只不过十分之二三罢了”;当地苗族“平常记事,多刻竹木或结草绳为标识”,“后来与汉人的交通日繁,才渐渐的有人学习并认识汉文,但却只有最少数的人能够运用”[3]。又据胡庆钧于20世纪40年代在叙永地区的调查,当地“由于汉苗杂处,一般说汉语的程度颇高。大致佳者能与汉人应对自如,不感困难,而劣者只能说少数单词,听说均感不便。中等者能够作通常应酬,事涉专门则感困难,而以此类人为最多。以性别言,男子多优于女子。因男子多有出外与汉人应酬的机会。以年龄言,少壮又胜过老年;因老年人在少时,汉语的需要不如现在的普遍。当时汉族多自大,苗族更趋保守,接触既少,罕有学汉语的机会”[7](P.236);有极少数受过一定教育的苗族能认识、书写文字,但掌握的程度有限,例如,一罗姓苗族家中办丧事,戚族和女婿送了三幅用汉字书写的挽联,“这自然是模仿汉俗,(但)文句不顺,白字也多”,其女婿是当地苗族中的一位佼佼者,曾受完全小学教育,但写出的挽联仍有破绽;又如,一陶姓苗族乡长“能识解文字,但难动笔”等等。[8](P.198-201)民国学者的田野记录,给后人留下了苗人受汉语言文字影响的真实情形。

  考察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历史,不难发现,苗族从讲本民族的语言并一度使用“老苗文”,到逐渐演变为接受汉语和汉文,这个变化的最直接原因是不同民族文化的接触。不可否认,在持续的文化接触中,苗汉群体由于人口数量的悬殊和文化影响力的强弱,导致苗族一方的文化发生了变化,而苗族文化最先被改变的显然是时常要用的交流工具即语言文字。这个变化称得上是文化涵化,只不过这个涵化过程对苗族而言是既有主动效仿和文化借用的情形,又有被动接受的状况。在主动和被动的背后都与那个时代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关,历史上苗族在政治上受到不平等待遇,经济地位低下,文化涵化也就以被动接受为主要特征。

  二、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现状

  川南苗族语言文字使用的现状分析是根据我们在2014年7~8月调查的情况,调查地点为泸州市叙永、古蔺和宜宾市的兴文、筠连、珙县,除面上调查外,在以上五县随机选取了266名苗族为调查对象,调查对象的性别、年龄、学历结构见表1。

  根据统计,有242名苗族能熟练使用苗语,占调查对象的90.98%。川南苗族相对聚居的区域有17个苗族乡以及其他乡镇的一些村组,苗族在民族乡的人口比例一般在30~40%之间,部分村组的比例更高。在苗族聚居的村组,苗族都能熟练使用苗语;在汉族占大多数、苗族占极少数即苗族散居的村组,能讲苗语的苗族一般为老一辈,中青年已经基本不说或不会苗语;而从小生活在县城和镇所在地的苗族基本不会说苗语。据当地苗族研究者2010年对11个苗寨的调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当地苗族一般在生活中都使用苗语交流,如今这些村寨35岁以上的苗族还能讲苗语,25~34岁的苗族能讲苗语的减半,20岁以下的苗族能讲苗语的占四分之一。在靠近坝区的兴文县二层山黄姓苗寨、大雁沟李姓苗寨,几乎全寨人都不会讲苗语了。苗语保持较好的一般是地处边远的山区苗寨。[9]这些情况与我们的调查结果基本吻合,当前会讲苗语的苗族呈下降趋势,尤其是年轻人基本上都讲汉语。筠连县高坪苗族乡志记载,苗族与汉族杂居,一旦汉族人口多苗族人口少,苗族家庭中的孩子讲的就多是汉语而非苗语。实际上苗族学习苗语的方式主要是在家庭教育中习得的,一旦没有了在家庭中学习苗语的环境,孩子们从小讲汉语也就不可避免了。

  我们调查的266名苗族都会熟练使用汉语,他们基本上都讲汉语当地方言。据说有极少数住在高寒山区苗寨的学龄前儿童和个别没离开过苗寨的老人不会讲汉语,当然这也只是听说而已,我们在调研中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在珙县玉和苗族乡见到两位八十多岁的苗族老人都会说汉语。据兴文县一位老师介绍,有极少数的苗族乡村小学一年级学生刚进校时还不会说汉语,进校后学会说汉语。另据当地一位干部介绍,苗族小孩“跟汉族娃娃一起耍的时候,相互之间交流,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地,也会汉语”。调查结果显示(详见表2),川南苗族主要通过与汉族居民日常交往和全日制学校学习掌握汉语,分别占总人次的51.12%和33.63%;从占有效样本的百分比来看,有85.71%的苗族通过与汉族居民日常交往学习汉语,有56.39%的苗族在全日制学校学习汉语。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政府帮助苗族创制了湘西、黔东、川黔滇三大方言的拉丁字母苗文,这三种苗文于1956年推行,川黔滇方言拉丁字母苗文主要在整个川黔滇方言苗族地区推广和使用。1957年,四川省语委在泸州市举办了一期苗文培训班,由珙县、叙永县和筠连县四名苗族知识分子主讲。1959年以后,苗文的推行工作中断。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尊重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政策得到恢复和落实,川南各地又陆续开展了苗文培训。培训的组织一般由当地县民宗局负责,培训的对象主要是苗族青年教师和干部,通过他们再推广到县以下的基层培训。从我们收集的资料粗略统计,从1984~2011年,总计有300余人参加了县级以上的“新苗文”培训。④

  虽然新苗文在一定范围内得到推广,但是川南苗族比较集中的县、乡镇绝大多数学校都未开展“双语教学”。⑤苗文推广只有成人培训方式,加之培训次数少、时间短、人员有限,以致川南苗族整体上对苗文的掌握和使用情况并不理想。调查结果显示(详见表3),绝大多数苗族不会使用苗文。会用苗文的16名苗族基本上都是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他们大多通过短期培训学习苗文,掌握程度并不高。其中只有4名对当地苗族颇有研究的干部或知识分子能熟练掌握苗文,他们使用新苗文主要是为了记录和研究本民族文化。实际上,川南苗族在日常生活中几乎没有使用苗文,现代学校教育也没有教授苗文。一种新创制的文字缺少代际传递,缺少现实生活的使用人群,它的影响力和生命力也就可想而知。教育中通用语言文字的普及,日常生活和工作中汉语言文字的广泛应用,川南汉族人口的绝对优势,客观上也造成新苗文不易推广的现实状况。

  关于川南苗族掌握汉字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详见表4),既会认常用字又会写常用字的占53.79%,既会认简单文字又会写简单文字的占43.94%,会认简单文字但不会写的仅占2.27%。据第六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泸州和宜宾苗族中未上过学的人数分别占当地苗族总人数的8.85%[10](P.133)和9.57%[11](P.60)。川南苗族在全日制学校接受汉语教育,只要上过学的苗族都能认识和书写汉字,因此川南绝大多数苗族都能认识和书写汉字,只是掌握的程度不同而已。川南苗族学习汉字的主要方式为全日制学校学习,其次是与汉族居民的日常交往。在264名会汉字的苗族中,选择“全日制学校学习”的有262人次,占总人次的83.98%,占总人数的99.24%;选择“与汉族居民日常交往”的有38人次,占总人次的12.18%,占总人数的14.40%。

  从调查对象子女的语言文字能力及学习方式中可以进一步了解川南苗族的语言文字掌握和使用情况。调查结果显示(详见表5),在有子女的234名调查对象中,子女只会苗语的仅2名,占0.86%;既会苗语又会汉语的有210名,占89.74%;只会汉语的有22名,占9.40%。

  川南只会苗语、不会汉语的苗族极少,通常都为学龄前儿童,他们居住在苗族较为集中的山区,由于周围没有汉族小孩,加之家人都使用苗语,很少有或者没有接触汉语的机会,因此不会说汉语。上幼儿园或小学后,在接受汉语教育和与汉族同学交往的过程中很快就学会了说汉语。

  与调查对象本身相比,其子女不会苗语、只会汉语的比例略有增加。在266名调查对象中,有16名苗族只会汉语,仅占6.02%;而其中有子女的234名调查对象里,子女只会汉语的有22名,占9.40%。也就是说,在父母会说苗语的苗族家庭中,有少部分家庭的子女不会说苗语。从父母年龄段来推断,不会苗语、只会汉语的子女从几岁到四十几岁不等。据了解,不会讲苗语的情况大多存在于与汉族杂居或外出务工的苗族中,他们接触的基本上都是汉族,家庭教育中也多使用汉语,而且川南学校基本上都是采用汉语教育,因此其子女自然就只会说汉语了。

  苗族子女学习苗语的方式主要是家庭教育,有98.11%的调查对象子女是通过家庭教育学习苗语的。苗族子女学习汉语的方式主要是通过与汉族日常交往、全日制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三种途径(详见表6)。调查发现有些苗族的子女通过电视学习汉语,可见媒体对学习普及汉语文的作用。同时,我们还发现如今苗族子女通过家庭教育学习汉语的比例大大提高,有64.66%的调查对象在家中教子女学习汉语,而调查对象通过家庭教育学习汉语的却只有24.81%。由此可见,越来越多的川南苗族教子女说苗语的同时,也在教子女说汉语。

  通过调查和访谈,我们发现调查对象教孩子说汉语大致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无意识的文化濡化⑥过程,即长辈在家里说汉语,孩子自然而然就学会了;另外一种是有意识的家庭教育,即专门教孩子说汉语。前者说明更多的川南苗族在家中开始使用双语,后者则说明更多的川南苗族越来越注重家庭教育中的汉语教育。不管哪一种情况,都可以看出川南苗族使用汉语文的程度进一步加深。如果说近代川南苗族说汉话是有目的而为的涵化,⑦那么目前川南苗族都能使用汉语以及部分年轻苗族只能使用汉语,则更多的是自然而然地无意识涵化。其主要原因在于苗汉民族交往日益密切和社会更加开放,而汉族人口占绝对优势、苗族基本呈现杂散居分布状态则构成客观现实基础。

  调查结果表明,在子女会文字的228名调查对象中,没有只会苗文、不会汉字的情况。有216名苗族的子女只会使用汉字,占94.74%;有12名苗族的子女既会苗文又会汉字,只占5.26%,其中8名苗族的子女是通过家庭教育学习苗文;4名苗族的子女是通过短期培训学习苗文的。苗族子女通过学校教育学习汉文是主要方式,与其家长相比,他们通过家庭教育学习汉文的比例有一定提高,说明川南苗族对家庭教育的重视,当然这与家长文化程度的提高有必然联系。

  家长对待子女学习及掌握苗汉语言文字的态度,可以使我们了解川南苗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的认同及在语言文字方面自愿接受汉文化的情况。对于“您希望子女接受双语教学吗”这一问题,有73.60%的家长希望双语教育,表示无所谓或不希望的家长占26.40%。由此可见,大多数苗族对本民族语言文字有认同感。对于“您希望后代掌握汉语和汉字吗”这一问题,有89.31%的调查对象对后代掌握汉语言文字持积极态度,说明川南苗族学习和使用汉语文已成普遍现象。

  从总体上看,目前多数川南苗族仍能熟练使用苗语,他们学习苗语的主要途径为家庭教育。少数在苗族散居地出生或长大的苗族只会一点简单的苗语或已经不会苗语。川南绝大多数苗族不会苗文,极少数苗族掌握了新苗文,但日常生活中也无从使用。除了极少数住在苗族聚居区的学龄前儿童和极个别没出过远门的老人以外,川南苗族基本上都会熟练使用汉语的当地方言,他们学习汉语的主要途径为与汉族居民日常交往和全日制学校学习。由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开展与推进,川南苗族未上过学的人数越来越少,绝大多数苗族都能认识和书写汉字,只是水平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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