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遗保护，需要整体性保护，这对于作为非遗的土族纳顿节也不例外。文忠祥表示，传承人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从孩子抓起，可在每个地区循序渐进地开展一些“非遗进校园”的活动，有续有序地讲授与传播非遗或民间文化，让孩子们从小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血脉相连，在孩子心中扎下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同时，从事非遗保护的相关机构及工作人员，也应进行系统的非遗保护传承业务培训，以避免好心办坏事、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发生。当然，还要注意文化生态的保护，文化生态破坏了，非遗也会随之破坏乃至消失。

　　从考察调查情况来看，土族非遗与其他民族非遗一样，失传现象突出，特别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非遗保护与抢救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在周润年看来，非遗保护与传承，最关键还在于自上而下避免这样一种观念与意识———不能将热心与否，与传统节日或非遗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就需要培养真正对非遗有爱好有兴趣的人，让他们继承与保护，才能更好地弘扬与发展。关于以纳顿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周润年还有着一些其他的思考与见解，包括培养组织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知识人”，搜集整理有关纳顿节资料，有条件的出版发行，让更多人了解;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制作纳顿节宣传片、宣传册，建立纳顿节主题网站，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在适当时候，适度开发节日商品，挖掘纳顿节非遗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面具、服饰等物质载体，将非遗保护与提高百姓收入结合在一起。周润年表示，以土族纳顿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

　　依托非遗传统来发展创新

　　从节日恢复角度而言，现在所看到的传统节日，都是在改革开放以后重新激活与恢复过来的，现在仍然在不断地激活与恢复传统节日。这就存在谁来唤醒节日的问题。通过数十年实践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内联络部主任侯仰军认为，唤醒节日的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集团、百姓自身等几方面。“政府机构，其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综合资源，不管是在活动内容还是活动宣传、人力资源调配上，都能很快把节日开展起来。但也存在问题，有的节日偏向表演，而非百姓发自内心的带有信仰的节日。社会组织，优势在于能更多地了解百姓需求，在节日恢复上能够对症下药，相对较好较完整地恢复一些传统习俗。企业集团优势在于有强大的财力做后盾，但存在表演重于传承、商业大于信仰的现象。百姓自发组织，其实这往往不能持久，只靠百姓自发捐钱自发组织，缺少财力与组织力的支撑，没有系统性和计划性，很多节日办上两次就消失了，很难长期维持与开展下去。由此可见，这四种组织主体都有利有弊，还需继续探索。”不过侯仰军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充满乐观，“‘我们的节日’不管存在什么问题，但可喜的是，有很多节日被激活了，丰富了各地区各民族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传统节日能够被大面积恢复，无不跟政府的提倡与百姓的支持分不开。还有一个最基础原因———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充实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举办少数民族节日，就是要有利于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青海三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土族纳顿节、七里寺花儿会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与土族婚礼歌、崖尔寺《诺彦审喇嘛》、土族鼓舞等多个省级非遗项目，以实物、图片等形式在传习所陈列与展示，这给始终关注非遗保护收藏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们发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相对非遗生存的生态大环境，博物馆就是非遗生存的小环境，主要功能在于抢救收集、收藏、研究与展示文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需要专门人才与专业技术，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非遗载体挂在墙上或摆放在桌面上，不做恒温恒湿等技术性考量与保护，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保护，反而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

　　对于非遗，不同类型有不同的保护与发展方式。比如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可以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紧跟时代与百姓生活。非遗走进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实现活态传承。文忠祥表示，纵观少数民族非遗的发展轨迹，“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在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对非遗进行适度改变是允许的，也是有利于非遗发展的，但不能缺乏传统支撑，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能胡编乱造。他说，“依托传统，在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与范围内进行微改变微创新，这有利于非遗的发展。”有些非遗项目，比如土族纳顿节，暂时还不具备生产性保护条件，如何行之有效地保护与发展，发挥非遗作用，则成为学者们继续探索的难题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