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非遗要保护，也要发展

　　青海民和县三川地区非遗考察纪实与思考

　　近日，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办，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政府承办的“我们的节日·土族纳顿节”在青海省举行。土族纳顿节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从农历七月二十日延续至农历九月十五日，历时63天，其中“跳会手”、跳面具舞、跳“法拉”(巫)等，带有土族独有的民族特色与人文风情。记者随中国民协考察团赴青海民和三川地区实地考察土族纳顿节及其他非遗项目，就以土族纳顿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非遗传承现状、难点、保护与发展等话题，采访了考察团的一些专家学者，以期为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发展提供有益建议。

　　在民和三川地区鄂家村的活动广场上，伴随着锣鼓声声，由数十位老中少三辈人表演的会手舞开始了。走在最前列的老人们身穿白袍青褂，头戴草帽或礼帽，手握红扇和木制兵器，在锣鼓伴奏下，按照太极图的形式弓腰挥舞，转动自如，舞姿轻盈。锣鼓手们头戴红缨帽，身穿长衫，边起舞边敲锣打鼓，起落自然，动作优美。还有旗手，边踏步边挥动标有“国泰民安”“风调雨顺”等吉祥字眼的彩旗。队伍一会排成一字长蛇阵，一会排成二龙戏珠阵，一会“蛇蜕皮”“龙蜕骨”……远远望去，好一派喜庆热闹的景象。跳会手舞，是土族纳顿节“正会”(纳顿节分“小会”与“正会”)的重要环节。走近细看，当空烈日下，队列的每个人都已被晒得满脸通红、大汗淋漓，不管老少都认真地踏着鼓点锣声重复着每一个动作，完成每一个细节。

　　近日已连续考察了多个少数民族节日活动的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副秘书长张志学对此感慨良多，他说，每个民族的群众都对本民族的节日有着深厚的感情，在每个节日活动中都能深切感受到他们对本民族节日的重视与热爱，由此可知，百姓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是多么热烈与迫切。这也足以证明，多年来中国民协的工作者、学者们努力“唤醒”与恢复“我们的节日”是非常有必要的。

　　土族是中国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也是青海省特有的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该省民和回族土族自治县、互助土族自治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等地。而纳顿节，则是民和三川地区土族为喜庆丰收所特有的民俗活动。“纳顿”是土族音译，和蒙古族“那达慕”的含义一样，都有“娱乐”之意。

　　已72岁高龄的民和县纳顿艺术研究会原会长徐秀福是土族纳顿节代表性传承人，他虽然已经退休，但民和县每年的纳顿节都少不了他的组织与策划。他说，纳顿活动源远流长，元末明初已经出现，其初衷是庆祝军队胜利，后随着军队在民和地区常住进行农耕生产，逐渐从庆祝军事胜利转变成庆祝农事丰收的庆典活动。“纳顿举办的日期正是金秋季节，硕果丰收，可见纳顿节同三川农村的重要农事活动具有密切联系。”徐秀福表示。

　　在纳顿表演中，除了跳会手舞外，表演傩戏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其中有一种傩戏就叫“庄稼其”，是一个喜剧、舞蹈相结合的节目。其中有这样的对白：“千买卖，万买卖，不如地里翻土块。庄稼人务农为本，五谷粮食宝中之宝。”“万民百姓，以食为天，守本务农，富国养人。你们要安心务农，传授子孙。但愿春种一斗，秋收万石。”这些都充分体现了农村生活的泥土气息和土族人民勤劳朴实的品质，是研究土族从游牧文化演变发展到农耕文化的重要资料。

　　节日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往往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紧密相关。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吉美桑珠长期从事土族非遗研究，他指出，纳顿节涵盖了军事、历史、政治等多方面内容，包含着土族的来源历史与民间文化，是研究土族的“活”文献。

　　培养文化自觉来保护非遗

　　既具有本民族独有特色，又体现多民族文化交融;既继承传统舞蹈，又穿插新鲜歌词……这是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周润年考察观看土族纳顿节活动仪式后的直接感受。在他看来，面具舞蕴含了蒙古族萨满文化特点，二郎神、关公崇拜又融合汉族文化内容，土族纳顿节在吸收各民族文化精华同时，还凸显出土族文化或非遗自身的独特性，值得非遗学者们进行研究。

　　一年一度的土族纳顿节，是以各个村社为主体的群体性活动，可由一村单独举行，也可由两村联合举行。在这个活动中，百姓们聚集在一起，也不失为一个互相学习与交流生产的好机会。在青海师范大学教授、青海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文忠祥看来，土族纳顿节的活动仪式需几十人共同参与完成，相对唐卡等一个人就能完成的非遗而言，纳顿节的保护与传承工作其实是具有相当难度的，关键还是要让当地百姓培养一种文化自觉，提高保护传承意识，增强危机意识，主动加入到保护与传承纳顿节的行列中来。他表示，“如果本民族人民对自己的文化都不重视，还怎么进一步传承与发展?”

　　非遗保护，需要整体性保护，这对于作为非遗的土族纳顿节也不例外。文忠祥表示，传承人的培养是非常重要的，最有效的方式是从孩子抓起，可在每个地区循序渐进地开展一些“非遗进校园”的活动，有续有序地讲授与传播非遗或民间文化，让孩子们从小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持血脉相连，在孩子心中扎下传统文化的根与魂。同时，从事非遗保护的相关机构及工作人员，也应进行系统的非遗保护传承业务培训，以避免好心办坏事、重申报轻保护的现象发生。当然，还要注意文化生态的保护，文化生态破坏了，非遗也会随之破坏乃至消失。

　　从考察调查情况来看，土族非遗与其他民族非遗一样，失传现象突出，特别是大多数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非遗赖以生存的自然、社会环境日新月异，高速发展的生产力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非遗保护与抢救工作面临着严峻形势。在周润年看来，非遗保护与传承，最关键还在于自上而下避免这样一种观念与意识———不能将热心与否，与传统节日或非遗是否能带来经济效益直接挂钩。这就需要培养真正对非遗有爱好有兴趣的人，让他们继承与保护，才能更好地弘扬与发展。关于以纳顿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周润年还有着一些其他的思考与见解，包括培养组织包括高校学生在内的“知识人”，搜集整理有关纳顿节资料，有条件的出版发行，让更多人了解;充分利用电视、广播、网络等现代传媒技术，制作纳顿节宣传片、宣传册，建立纳顿节主题网站，加大宣传力度：可以在适当时候，适度开发节日商品，挖掘纳顿节非遗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饮食、面具、服饰等物质载体，将非遗保护与提高百姓收入结合在一起。周润年表示，以土族纳顿节为代表的少数民族非遗保护，任重而道远。

　　依托非遗传统来发展创新

　　通过数十年实践研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国内联络部主任侯仰军认为，唤醒节日的主体包括政府机构、社会组织、企业集团、百姓自身等几方面。“政府机构，其优势在于能够最大限度地调动综合资源，不管是在活动内容还是活动宣传、人力资源调配上，都能很快把节日开展起来。社会组织，优势在于能更多地了解百姓需求，在节日恢复上能够对症下药，相对较好较完整地恢复一些传统习俗。企业集团优势在于有强大的财力做后盾。百姓自发组织，其实这往往不能持久，只靠百姓自发捐钱自发组织，缺少财力与组织力的支撑，没有系统性和计划性，很多节日办上两次就消失了，很难长期维持与开展下去。由此可见，这四种组织主体各有利弊。”不过侯仰军对少数民族非遗的保护与发展充满乐观，“可喜的是，有很多节日被激活了，丰富了各地区各民族百姓的精神文化生活。而传统节日能够被大面积恢复，无不跟政府的提倡与百姓的支持分不开。还有一个最基础原因———国家经济实力增长，百姓生活水平提高———没有充实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不存在的。举办少数民族节日，就是要有利于丰富百姓的文化生活，有利于民族团结，有利于社会稳定。”

　　在青海三川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所，土族纳顿节、七里寺花儿会两个国家级非遗项目与土族婚礼歌、崖尔寺《诺彦审喇嘛》、土族鼓舞等多个省级非遗项目，以实物、图片等形式在传习所陈列与展示，这给始终关注非遗保护收藏的民族文化宫博物馆馆长们发延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相对非遗生存的生态大环境，博物馆就是非遗生存的小环境，主要功能在于抢救收集、收藏、研究与展示文物，弘扬优秀传统文化。这需要专门人才与专业技术，如果只是简单地将非遗载体挂在墙上或摆放在桌面上，不做恒温恒湿等技术性考量与保护，就会变成一种破坏性保护，反而不利于非遗的保护与发展。

　　对于非遗，不同类型有不同的保护与发展方式。比如具有市场潜力的非遗，可以采取生产性保护方式，紧跟时代与百姓生活。非遗走进老百姓生活，才能真正实现活态传承。文忠祥表示，纵观少数民族非遗的发展轨迹，“改变”是绝对的，“不变”是相对的，在新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下，对非遗进行适度改变是允许的，也是有利于非遗发展的，但不能缺乏传统支撑，为了创新而创新，更不能胡编乱造。他说，“依托传统，在百姓可以接受的程度与范围内进行微改变微创新，这有利于非遗的发展。”有些非遗项目，比如土族纳顿节，暂时还不具备生产性保护条件，如何行之有效地保护与发展，发挥非遗作用，则成为学者们继续探索的难题与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