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贤文化是中国文化研究的独特领域，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有着密切联系，但又有自己的特殊研究内涵与价值。新世纪，乡贤文化研究在构建和谐社会、传承民族精神、激励年轻一代、实现文化强市(县)等方面，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什么是乡贤文化
“乡贤”一词，文献中出现较迟，明代浙江嘉兴人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的《果报》类中记有《戮子》的明代新闻：“嘉靖末年，新郑故都御史高捷，有子不才，屡戒不悛，因手刃之。中丞殁后，其地公举乡贤。”足见乡贤是指乡里有德行有声望的人。与“乡贤”近义的词，在古文献中有：①“乡先生”，泛指乡里有声望、有德行的人。宋代欧阳修《章望之字序》：“孝慈友悌，达于一乡，古所谓乡先生者，一乡之望也。”②“乡达”，一乡之贤达人士。清代李渔《风筝误·贺岁》：“赖有乡达戚补臣，系先君同盟好友。”③“乡老”“乡三老”。最初是基层地方官名，后转义为乡里受人尊重者。周代王置六乡，由三老掌教化，推举贤能，称为乡老。汉代每乡设三老一人，掌教化乡人，后世称乡三老为乡老。④“乡绅”，古称退职还乡家居的官员和在当地有声望的人。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看出，“乡贤”一词系指在民间基层本土本乡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深为当地民众所尊重的人。因而“乡贤”有地域性的限制，有知名度的因素，有道德观、价值观的考评。地域性、知名度、道德观，这是构成“乡贤”的三个基本要素。
从当代乡贤研究的现实需求与观念出发，“乡贤”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道德与才能的层面，而扩展到“名人”尤其是“文化名人”。文化名人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文化名人是指在文章、文教、文化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对历史有深远影响或在某一时代名闻遐迩的人;广义的文化名人，包括在所有人文、社会、科技界如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学、教育、文艺、卫生、体育等各个领域取得非凡业绩，具有全局性影响或在本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社会各界精英名流。
据上所述，我们可以给“乡贤文化”下这样一个定义：乡贤文化通常是县级基层地区研究本地历代名流时贤的德行贡献，用以弘文励教、建构和谐社会的文化理念与教化策略。
乡贤文化既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姓氏文化、名人文化、旅游文化等密切相连，可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但又不同于这些文化类型。乡贤文化是一种跨学科、跨行业、跨文化的综合研究，有其自身的独特研究对象与价值标尺。乡贤文化与以上诸种文化类型的异同关系，我们可以在探讨乡贤文化以下四大特征的过程中，加以辩证与区别。
一是地域性。首先，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限于本地区的历史名流与当代时贤，这些名流时贤生于斯长于斯，因而具有本地域的唯一性与占有性，他们的出生地不存在争议。其次，乡贤文化研究的名流时贤，应是在该地区出生，并在该地区长大，以后走出家乡走向五湖四海;或留在家乡，服务贡献桑梓。比如作为上虞乡贤，他们也许会说：“我是喝曹城江水长大的。”再次，乡贤文化一般不研究外地外籍来到本地并做出贡献的“客居”名流时贤，而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研究则不同，“客居”名流时贤同样是地域文化、方志文化记录、研究的对象。因此，如《上虞市志》中，就有不少出生于外省市在虞工作的精英人物介绍。
二是人本性。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只局限于人，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围绕本籍名流时贤做文章，而不涉及其他。这显然与地域文化、方志文化、旅游文化不同，后三种文化既要研究本籍名人，同时还要记录、研究社会、经济、山川、地理、景观、民俗、特产、风物、旅游资源等，研究对象与范围要比乡贤文化宽泛得多。
三是亲善性。人文主义或人本主义，向来被认为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以人为本”，即以人为考虑一切问题的中心。以儒道两家思想为主干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以道德修养为旨趣的伦理本位的文化，因而中国的人本主义也可以称之为道德的人本主义。乡贤文化正是道德人本主义的具体贯彻和重要表现。因之乡贤文化十分强调研究对象——乡贤“善”的本性，在关注乡贤业绩贡献的同时，还要考究他们的道德操守、思想品质、爱国爱乡，把乡贤个人价值的实现放在整体关系的良性互动之中，放在一定的伦理政治关系中来考察。他们既是名人，同时必须是好人、善人。因而并非所有“名人”都是乡贤，都是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因为“名人”中也有污迹甚至败类，如陷害岳飞的奸相秦桧的家乡江苏江宁就不会把他作为乡贤，又如周作人因在抗战中留有污点也不可能成为绍兴乡贤文化研究的对象。同样，出生于浙江省上虞市章镇胡村的胡兰成，尽管他写的《今生今世》《山河岁月》《中国文学史话》等为一些现代文学研究者叫好，同时又因他曾与著名女作家张爱玲结为夫妇，故而声名颇盛。但由于胡兰成曾在抗战时期的汪伪政权任职，自然不能成为“上虞乡贤”，上虞乡贤研究会也不会把他作为研究对象。亲善性与正面价值是乡贤文化坚守的研究尺度和底线，而地域文化、方志文化、名人文化等则不同，历史名人中有污点的人同样也需客观记录、研究。
四是现实性。乡贤文化研究一方面是“发思古之幽情”，表达对乡贤的崇敬与仰慕，所谓“见贤思齐”“恭敬桑梓”。但更重要的是直面现实，为当今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服务。因为，如果仅仅只是为了发掘、研究当地乡贤名流，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等已经在那里做了，而且可能会做得更专业。乡贤文化则是别择一途，不重复地域文化、方志文化等的研究课题，更要在古与今、传统与现实、文化与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使乡贤文化有力而有效地在发展本地社会经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其特殊作用。因之，乡贤文化一方面要研究、传扬历史上的“古贤”，但另一方面则更重视与宣传活跃在当今社会各界的“今贤”，尤其关注那些在中央任职以及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工作的“今贤”。如果说“古贤”是本地区的文化名片，那么“今贤”则是本地区的文化资源。乡贤文化研究的现实性既是发展本地区的社会经济文化的现实需求，同时也是乡贤文化研究本身得以存在的价值依据。
乡贤文化的开发和研究
乡贤文化的开发、研究有着多种形态，总的特征是“因地制宜，因人而异”，也即根据本地区乡贤的多少、类型、结构等，选择最优模式。这主要有以下三种形态：
一是以本地区的重量级历史名人研究为中心，形成重量级乡贤的放射效应与多重开发价值。此可谓“重量级乡贤模式”。
如河南省鹿邑县太清宫镇(春秋时称苦县厉乡曲仁里)是老子的出生之地，“地古永传曲仁里，天高近接太清宫”。老子在历史上被尊为“百学之王”，春秋时的思想家、哲学家、道家的创始人。老子所著的《道德经》不但是中国哲学的经典，也被奉为中国本土宗教道教的教派经典，因而老子成了道教的教主，鹿邑太清宫也就成了道教祖庭。由于老子姓李(李耳)，普天下的李姓都尊老子为李姓开姓始祖，自然鹿邑太清宫也就成了李姓寻根追祖的发祥地。因有这样多重因素，鹿邑县在开发、利用本地乡贤老子的文化资源上做足了文章。鹿邑县有明道宫、太清宫、老子文化广场等名胜古迹，除开展一系列老子学术研讨会、文化旅游活动外，还经常举办世界李姓大会。
重量级乡贤名人的文化效益、经济效益、旅游效益，往往会成为该地区经济文化发展的巨大引擎，政府以名人的名义，举办各种名人节、名人游等活动，用以扩大知名度，打造优质投资环境。2008年9月，笔者曾应邀去关公的出生之地——山西省运城市解州，参加在解州关帝庙举行的“中国运城市第十九届国际关公文化节”。国际关公文化节已成为运城市的文化品牌，也是发展当地经济的巨大无形资产。
二是以姓氏、望族研究为纽带，开发乡贤文化资源。此可谓“姓氏望族乡贤模式”。
国有史、方有志、家有谱。中国人特别重视民族的历史、地方的历史、家族的历史。有关姓氏起源、沿革、迁徙，特别是开姓始祖的发祥之地，最易激起后裔的寻根情结与文化认同。因而姓氏起源地及其始祖，自然成为当地重要的乡贤文化资源。2010年4月，笔者曾以“河南省姓氏祖地与名人里籍研究认定中心”特聘专家的身份，参加在方城举办的“中华曾姓祖根地在河南方城”的认定会议。与会专家从二里头文化与古缯国的关系、夏禹的六代孙曲烈所封之缯是最早的曾国，以及《史记》等古史文献、考古发现与民俗民间寻根活动等多重证据，论证了古代曾国所在地即今河南方城是中华曾姓祖根地，夏禹王六代孙曲烈是曾姓的开姓始祖。方城发掘的这一乡贤文化资源，很快产生效益。香港著名实业家曾宪梓因曾姓祖根地的确认，马上到方城投资兴建“曾姓文化广场”等项目。
一般而言，中华姓氏祖根发祥地大多集中在北方的河南、山西、山东、陕西、河北一带，而宋代以后的姓氏望族，则主要分布在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与湖南、四川、广东。
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认为：“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夫士族之特点既在其门风之优美，不同于凡庶，而优美之门风基于学业之因袭。故士族家世相传之学业乃与当时之政治社会有极重要之影响。”所谓家学渊源正是形成姓氏文化望族的基础。北宋以后，由于中国经济中心南移，文化也相因南盛于北，因而南方出现了不少姓氏文化望族，有的是父子相传，有的是祖孙相继，有的是本家相应，成为当地著名的乡贤名流。如四川乐山有北宋文学家苏洵、苏轼(苏东坡)、苏辙这样著名的“三苏”父子乡贤。现代江南望族名声最大者当数江苏无锡的钱家，钱家拥有钱穆、钱基博、钱锺书三大鸿儒与钱学森、钱三强、钱伟长三大科学家。此外江西修水的陈家、河南唐河的冯家也负有盛名。陈家有陈宝箴、陈三立、陈寅恪祖孙三代鸿儒以及陈衡恪、陈封怀等名士，冯家则以冯友兰、冯沅君、冯宗璞“一门三杰”闻名于世。显然，这些望族名流都已成为当地响当当的乡贤资源。安徽宣城是梅姓的望族之地，当地有“宣城梅花遍地开”“从夸荆州人人玉，不及梅家树树花”的说法。梅氏家族鼎盛于宋(出现过大诗人梅尧臣)，绵亘于元，再显赫于明末清初。据《宣城县志》统计，梅氏先后有进士29人，举人48人，获取各类科举功名者不下2000人，传有著述者134人，著作总计380余部。因之宣城梅氏一直是宣城当地的乡贤望族。2009年，宣城市政府出资2亿元，建成梅氏文化主题公园——梅溪公园，并成立了“中华梅氏文化研究会。”
三是以历朝历代形成的乡贤群体为纽带，形成乡贤文化研究的平台，发挥乡贤群体整体性、连续性的社会文化效益。其条件是：该地产生的乡贤名流多，而且历朝历代英才辈出。此可谓“群团性乡贤模式”。
群体性乡贤聚集的状况，在明清以来的江南较为普遍。如福建省福州市的闽侯县，涌现出虎门禁烟的林则徐、近代思想家严复、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现代报业先驱林白水、京汉铁路“二七”大罢工领袖林祥谦、女建筑学家林徽因等，而且大多数出自林姓望族。浙江省的绍兴、宁波地区，江苏省的苏州、无锡地区，也就是吴越文化区域，各县市都是群体性乡贤名流汇聚之地。毛泽东曾有“鉴湖越台名士乡”的赞誉。这在中国地域文化中是十分著名的。
吴越自东晋以来，一改“吴王金戈越王剑”之形象，以蓬勃发展的文化饮誉中华。江南人文渊薮、名人学士层出不穷，从吴越走向全国、走向世界，人文之盛，乡贤之多，远非其他地区所能比拟。诚如明代绍兴状元张元忭在《寄孙越峰论志书事》中所言：“绍兴人物本多，与他郡不同……郡志记一乡之贤，苟有一德一艺者，皆可书也。”。鲁迅先生说得更明白：“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绎，展其殊才。”(《越铎》出世辞)。因而长三角尤其是吴越地区，向来是乡贤文化研究的重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