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华文明作为以农业为主要特色的文明，之所以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经久不衰，生生不息，主要归因于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淬炼而成的多元一体民族精神的支撑和驱动。五千年以来，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农业生产实践中，逐渐形成了艰苦奋斗、以德治国、重农固本、协和万邦等民族精神。中国传统礼乐文化是塑造上述民族精神的重要途径，其中，耕耤典礼作为一项具有显著中国文化特色的农耕礼仪，在长期的历史演变过程中逐渐融合了中国传统的重农思想、治国理念与人文精神，阐释了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

　　源于远古神话传说

　　中华传统礼制虽然存在着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不可否认的是，其本身蕴含着丰富的人文主义精华，它在中华文明形成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耕耤典礼作为中华传统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源于远古时期的神话传说，有着悠久的历史。在农耕文明萌发之初，炎帝神农目睹民艰，不辞辛劳，“因天之时，分地之利，制耒耜，教民农作”(《白虎通》)，为中国早期农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民众感戴其不畏艰险、开拓创新、天下为公的精神，尊奉其为先农神，创耕耤之仪，“春始东耕于藉田，官祠先农”(《续汉书·礼仪志上》)，从而将这些精神不断发扬光大。此后，尧授民时、大禹治水、舜耕历山，无不是对上述精神的继承和接续。“天道酬勤”，中国历代帝王举行耕耤仪式，扶犁开耕，其目的之一就是通过亲耕感悟开创之艰辛，不忘初心，使其“俾知稼穑之艰难”(乾隆《劝农纪典》)，表率、号召包括统治阶层在内的全体国民勤于本职，艰苦奋斗，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国家发展。

　　“民生在勤，勤则不匮”(《左传》宣公十二年)。耕耤典礼在中国早期文字甲骨文(《观籍》卜辞)、金文(《令鼎》)中都有明确记载，在甲骨文以及后来的文字记述中，“耤”字另有“藉”“籍”等不同书写方式，后人对此虽然有不同的诠释，但对于耕耤典礼所表达的与民同劳共耕的勤劳奋斗精神则毫无疑义。商周时代，耕耤典礼逐渐完善，立春之日，“天子亲载耒耜，置于参乘之衣甲者及御者之间，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躬耕上帝之籍田，天子秉耒三推，三公五推，卿、诸侯九推”(《日讲礼记解义·月令》)。在反映周人日常生活的《诗经》中，就有大量君民同耕的场面，耕耤典礼所表达的价值观念为人们所普遍接受。

　　表达重农爱民思想

　　耕耤典礼中蕴含着“以德治国”的政治智慧，中国历代帝王都注重通过耕耤典礼来塑造其道德形象。耕耤典礼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连绵不断的一项符号象征，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有助于建构文化认同，从而实现政治认同。“禹稷躬稼而有天下”(《论语·宪问》)，后人从先贤的政治实践中感悟到耕耤典礼与治国理政的紧密联系，行“籍礼”被视为修帝德、承天命的必备礼仪。周武王重籍礼，“乃作帝籍，以登祀上帝天神，名之曰千亩，以克反商邑，敷政天下”(李学勤主编《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贰)》)，从而为周的崛起赢得了天命与合法性;周宣王即位，“不籍千亩”(《国语·周语上》)，则备受诟病。

　　耕耤典礼蕴含着丰富的政治智慧：“一曰，以奉宗庙，亲致其孝也;二曰，以训于百姓在勤，勤则不匮也;三曰，闻之子孙，躬知稼穑之艰难，无违也”(《后汉书志第四·礼仪上》)，以上三则，上祀神灵、中劝百姓、下诲子孙，折射出中国耕耤文化的博大精深。耕耤典礼为中国历代帝王提供了表达重农爱民思想的仪式舞台，皇帝通过亲耕仪式，向广大民众展现了“躬亲为民”的道德品格以及勤民、亲民、爱民的政治态度。中国历代帝王无论何种民族属性，都高度重视耕耤典礼，很大程度上也是适应文化认同和政治认同的需要。在推动中国政治文明连续不断发展和中华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耕耤典礼发挥了重要作用。

　　历代王朝均重农固本

　　“国以农为重，不有以亲率之，则无以教天下”(《御定渊鉴类函》卷一百五十七《礼仪部四》)，这是中国历代王朝在国家治理实践中的普遍共识。秦汉以降，中国历代王朝都将祭先农、行耤礼作为重农固本的表率，实力奉行，推动中国农业文明不断向前发展。秦代虽然没有皇帝亲耕的明确记载，但在里耶出土文献《祠先农简》中，却有州县祭祀先农的明确证据。汉代吸取秦亡教训，尤其重视发展农业，汉文帝将农业视为“天下之本”，开藉田、行藉礼，从而为汉王朝的强盛打下了坚实基础(《汉书》卷四《文帝纪第四》)。魏晋之际，虽然时局动荡，但晋武帝力排众议，亲耕藉田，以示重农态度(《晋书》卷三《帝纪第三·武帝》)。南北朝时期，朝代更迭频繁，但耕耤典礼并未废弃。北魏孝文帝仰慕中原农耕文明，力行改革，行亲耕礼，以劝课农桑(《魏书》卷七上《帝纪第七上》)。

　　唐宋时期，耕耤典礼进一步发展，唐玄宗亲耕时突破了“天子三推”的仪注规范，“进耕五十余步，尽垅乃止”(《旧唐书》卷二十四《礼仪四》)。耕耤典礼对少数民族政权也产生了积极影响。例如，金世宗寻求“使民务本”之策，礼部员外郎路伯达即向其建议“开籍田以率先天下”(《金史》卷九十六《列传第三十四·路伯达》)。元朝立国后于大都东南郊立籍田，建先农坛，设“籍田署”，“以蒙古胄子代耕籍田”(《元史》卷七十六《祭祀五·先农》)。明初，朱元璋认为耕耤礼仪长期废弛，导致“上无以教，下无以劝”，因此重建耕耤典礼(《明太祖实录》卷三十六上)。清王朝在继承明代耕耤制度的基础上，将重农固本的思想推向巅峰。雍正重视耕耤典礼，在位13年期间亲自举行耕耤典礼12次。乾隆皇帝在位60年间，亲自举行耕耤典礼达28次，甚至79岁高龄仍坚持亲耕耤田(《清实录》)。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从魏晋到明清，以皇帝亲耕为题材的藉田赋、藉田诗大量涌现。这些作品多饱含重农思想，将“重农固本”的治国思想进一步传播，使其由国家意志逐渐升华为民族精神。

　　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

　　“协和万邦”是中华文明一贯的处世之道，中华礼仪文明具有包容性、普世性和开放性，与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推动了人类文明共同进步。18世纪前后，耕耤典礼传入欧洲，成为中西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重要桥梁。中国耕耤典礼及所展现的民族精神，引起了伏尔泰、莱布尼茨、霍尔巴赫、魁奈、列夫·托尔斯泰等欧洲思想家的广泛关注，他们希望从中国文明经验出发，探寻欧洲社会问题的中国解决方案。

　　耕耤典礼对亚洲各国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在古代日本、朝鲜、越南、泰国、柬埔寨等国，统治者都曾效仿中国皇帝举行亲耕仪式。时至今日，部分亚洲国家仍然保留着“籍田节”“御耕节”等传统。中国耕耤典礼及其所体现的民族精神，为人类文明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华民族是一个勤劳智慧的民族，中国传统礼仪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优秀精神风貌、道德品格、治国经验和生活智慧，伴随着五千年历史的发展和文化熏陶，中华礼制所阐释的价值观念早已融入民族血脉，升华为民族精神。在儒家所倡导的礼乐文化体系中，耕耤典礼所塑造的民族精神最为丰富，它融合了中国传统文化中艰苦奋斗、以德治国、重农固本、协和万邦等人文精神，体现了中华文明的基本价值观念，其所诠释的民族精神，对于当前的社会发展和国家建设仍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