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和一直对当代乡土小说的研究情有独钟。从他的博士论文《1990年代以来乡村小说的当代性》对乡土小说“当代性”的研究到这本《乡村小说视域下的当代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研究》对“土地制度变迁书写”的探讨，都体现出他对不断深化乡土小说研究、锐意求新的可贵努力。

　　乡土小说一直是现代以来文学的“重头戏”——从鲁迅旨在“改造国民性”的呐喊到“革命文学”对民族魂的发现再到“合作化小说”的高亢旋律，可谓一波三折。1970年代末以后的乡土小说时而深刻反思历史的教训，时而讴歌时代的新风，时而浪漫追寻文化的精魂，时而直面新的困惑与灾难，也堪称波澜壮阔、前无古人。一百多年来乡土文学的发展历程，留下了许多“剪不断理还乱”的研究课题，耐人寻思。就说新时期的“联产承包”制度吧，在推动农民“奔小康”发挥了巨大作用的同时，如何催生了许多新的严峻问题?从阎连科的《两程故里》、李洱的《石榴树上结樱桃》对乡村民主选举的忧思到李佩甫的《羊的门》、蒋子龙的《农民帝国》对乡村政治强人的刻画，还有贾平凹的《高老庄》、阎连科的《丁庄梦》、莫言的《蛙》对乡村滑向衰落、乡村社会矛盾趋于激化的描写……都指向了这样的问题：经过了激烈的革命、漫长的改革，中国的土地问题、农民问题为什么还有许多课题亟待解决?与此同时，大批农民背井离乡、进入城镇、转变身份的浪潮也彰显了现代化进程中相当一部分乡村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社会问题。这些问题许多社会学家都在苦苦探索。1990年代以来关于“三农”问题的大讨论成果就颇为可观。

　　从乡土小说看当代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无疑是一个有新意的课题。这个课题从一个比较特别的角度切入，从众多的文学作品中梳理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轨迹，使文学研究带有了浓厚的社会学思想色彩。虽然，关于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研究已经有许多社会学家在做，但文学研究可以将这个问题揭示得更生动、更富有现实的质感。社会学家看重的是理论、数据，文学家看重的则是生活与人性。一种制度的设立与变迁对具有不同阶级、个性的农民的生活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不同历史时期、具有不同政治背景与世界观的作家对于土地改革、合作化运动、联产承包责任制等等运动作出过怎样的思考与描写?这样的思考与描写的不同又昭示了怎样的历史玄机与人性奥秘?同样是写合作化，柳青的《创业史》与阎连科的《受活》大异其趣;同样是写乡村改革，蒋子龙写于1980年代的《燕赵悲歌》与写于2000年代的《农民帝国》也迥然不同。在革命的暴风骤雨中，地主阶级不是被打倒了么?可莫言的《生死疲劳》却刻画了一位不屈从的地主的亡灵，也还原了彼时彼处阶级斗争的一团乱麻;在新时期的农村变革中，改革家怎样蜕变成“土皇帝”?《燕赵悲歌》与《农民帝国》作出了令人喟叹的反思和回答。透过历史的苍茫云烟，看那些在历史的暴风骤雨中曾经积极或者消失的人们、还有种种在社会的炼狱中变异的人性，常常使人不禁产生了深深的困惑：美好的梦想在变为现实的过程中为什么会产生出层出不穷的纠结与荒唐?清明的理性在生活中为什么常常抵御不了梦想的狂热?善良的温情为什么常常抗拒不了邪恶私欲的荼毒?是“国民劣根性”的痼疾作祟?还是制度设计中的漏洞使然?一切都值得研究、再研究。

　　制度是人根据现实的需要设计或改变的。而在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地区、不同家族乃至具有不同个性、不同需要的人那里，制度在落实的过程中又是具有各种弹性或者空隙的。尤其是在中国这片历史悠久、矛盾复杂、政治动荡频繁的土地上，确立或者改变一种制度常常必须通过各种力量的长期博弈。在我看来，陈国和的这本书对历史巨变中平民与地主、知识分子与女性的命运的特别关注，以及对命运变化深处的民间文化传统的作用分析，都体现了他对于制度与人性思考的开阔视野与思考深度。同时我也觉得，作者的研究还可以更深入一些。例如，在农村几十年来的变迁中，家族强人的崛起就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中凸显了特别的意义。《古船》中的赵炳、《羊的门》中的呼天成、《农民帝国》中的郭存先、《丁庄梦》中的丁辉……这些当代文学中塑造得相当成功的“土皇帝”形象足以发人深思。联系到《两程故里》和《石榴树上结樱桃》中对乡村民主选举中复杂矛盾的刻画，是可以看出中国农村变革的艰巨与隐患的。制度与家族、制度与人性、“国民性”，都是可以进一步深入开掘的研究话题。而如果家族的矛盾与斗争(包括家族内部的斗争，如《两程故里》《丁庄梦》中的残酷斗争)也常常显得那么错综复杂、难以和解，那么，面对正在迈向“小康社会”的广大农民又该建立或者如何完善公平、公正的各种制度，就成了需要进一步探讨与实践的课题了。这样的研究显然不仅仅是学术研究，也是具有深远社会意义的现实问题研究。

　　文学如何不仅不断在学术上创新，而且能够提出与现实社会的变革息息相关的思想与文化问题，也许是文学研究的下一个突破口所在。由此看去，对于当代乡土文学的研究还路漫漫其修远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