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是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在世文坛就有这一说，去世后仍不时有人有文章这么说。国人好说“最后”和“第一”，譬如林徽因，奉她为“民国第一才女”。第一者如何排定出来的?排得出来吗?实在不敢轻信。可也无须较真，姑妄说，姑妄听。

　　汪曾祺开始文学创作，除了剧本，什么都写，小说，散文，诗歌。年轻时他喜欢读翻译小说，尤其心仪阿索林，写得很洋很现代，每一种体裁无不洋得可以。当初未涉足剧本的汪曾祺料想不到，他人生旅程最后一站落在了剧团，最具知名度的作品是经他手打磨的《沙家浜》，民族得不能再民族了。

　　年前读一位博士文章，他解读汪曾祺小说《金冬心》，意欲翻案，推倒汪乃中国“士大夫”的流行说法。博士认为，金冬心这个“士大夫”“是被揶揄和讽刺的对象”，“是有批判的”。文章没有论及汪的其他作品，单以《金冬心》一票否决了创作整体倾向。这也不大叫人信服，“士大夫”偶尔也会反省一下自我，批判批判自己，反省士大夫弱点的人未必就不是士大夫。我倒也不大赞同往汪曾祺身上贴“士大夫”标签，但并非因为《金冬心》。我心目中的士大夫，和他们说汪曾祺的，不是一个样子。充溢汪氏身上和作品中的，该是书卷气，书生气，文人气，比较平民，还够不上士大夫。

　　是“士大夫”，或不是，于汪曾祺作品分量毫不增减。爱说汪曾祺是“士大夫”的人，要么自身有点儿“士大夫”习气，要么向往这习气。这样的习气往往和人性融而为一。“文革”年代，扼杀人性殆尽，人性式微久远。八十年代初汪曾祺复出，《受戒》名噪一时，缘由之一正是作品里这久违的人性气息苏醒了人心，引发了读者对传统精神的眷恋或憧憬。

　　能否以“士大夫”一言以蔽汪曾祺(我们又常常一言蔽之)，能否排定他属于最后一个，且不管它。我想说，由汪氏作品诚然容易联想到所谓的“士大夫”气，但汪曾祺小说写得多写得更好的，恰是并非“士大夫”的三教九流。打鱼的，吹号的，做媒的，把和尚当职业的，芸芸众生，一个个鲜活，传神，且又不着痕迹地寄寓了作者感慨。创作此类平民题材小说，汪曾祺不同于那些与工农兵打成一片的小说家，不像他们与笔下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汪曾祺或褒或贬，俱是旁观者小知识分子目光。并且与纯粹的旁观不同，他写他们，同时显示了自己，笔调，性情，志趣，皆烙下小知识分子印痕。他熟悉、同情，以至赞赏他们所言所行，这难免浸染一点市民的观念意识。市民意识与“士大夫”观念看似两端，哪里就冰炭不容。到汪氏笔下，两者汇结成人性人情的崇尚。“士大夫”自觉地追求人性，市民本能地体现人性。汪曾祺的小说，蔑视礼法，忽略伦理，个别篇章还有出格之嫌，不在乎传统道德的底线。

　　我特别喜欢汪氏文字，无论小说、散文，以及关于文学的非文学的随笔，哪怕是评论，行文都别具魅力。琐琐碎碎的细枝末节，汪写得有滋有味，而且，见性情，见氛围，见意蕴。不论叙述还是议论，十分口语，苏北读者尤能读出浓浓的乡音。尽管是口语，绝不粗俗，俗里藏雅，经过了难以察觉的提炼。单看一词一句，仿佛十分寻常。词词句句连起来，意味，张力，魔幻般光彩四射。他平实而绚烂的文字，很上乘的。置诸多名家中，汪氏烙印鲜明。单就文字而论，汪曾祺可谓后来居上，比他恩师沈从文实有过之。汪曾祺是独特的，甚至空前。百年来没有一位名家与之相似。相近的沈从文、废名，与这位后起之秀亦明显有别。“五四”新文学以来语言风貌，要么鲁迅，要么赵树理，或者巴金、茅盾，汪曾祺别开生面，不无新开一路的意义。

　　古人常言才高八斗，担当得起的作家不多，汪曾祺可以。他写小说，开头颇费斟酌，腹稿想好了则一挥而就。他的多数小说，貌似散漫，实在散得精致。刻意求精，不露痕迹。他很唯美，如他这般自觉的唯美，尤其体现于意境、文字的自觉，亦不多。甚至个别大作家的个别垂史名著，文字方面竟也顾不过来。汪曾祺是入了文学史的，而且丰富了我们的文学史。

　　丰富了文学史的汪曾祺自有其短板。他的小说多真人真事作底，往往虚构成分不及素材。他不大有耐心发挥小说家的想象力，不写篇幅长的小说。连中篇小说也不写，不必说长篇小说。长篇小说尤需精骛八极，心游万仞，组织必要的复杂、跌宕的情节，他似力所不逮。虽健清谈，却不会说书。他小说的散文化颇得赞誉，而得与失均在散文化上。偏嗜归有光的汪曾祺欠缺大气，成不了韩、柳、苏东坡。有人捧汪曾祺为大师、巨匠，事实上他距此尚有距离。汪曾祺是十足的才子，而仅凭才气成不了大师、巨匠。这由气质所定，他不具广博胸怀、阔大气象，称得重磅作品的不多，不少小说纵然精致，隽永，绝句而已。只凭绝句，充其量王昌龄、孟浩然。李白、杜甫若仅有“床前明月光”、“迟日江山丽”，若无 “蜀道难”、 “三吏”、“三别”，决不是现在文学史上的李杜。即使绝句，李白有“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杜甫有“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这般气势的短章汪曾祺没有。说到当代小说，沈从文在《边城》之外有《长河》。话再说回来，写高邮城乡题材的几十个短篇，合起来读，不妨当做长篇小说来感受。各篇之间有人物关联，事件关联，更是共处同一自然环境、时代背景，可组合为一幅长卷高邮“上河图”。话又要说过去，它到底并非一体构思的鸿篇巨制，不可能有长篇小说体裁独具的魅力。

　　毋庸讳言，汪曾祺某些篇章过于随意，特别是后期的作品，放纵散文化，似乎忘了是在写小说。譬如《小学同学》题目下的几篇，其中《王居》一篇更其突出。它们归为小说，委实勉强了一些。纯属一篇一篇素描，几同素材实录。毕竟，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而他的小说《薛大娘》和《一辈古人》那两组散文里的《薛大娘》，同题，同内容，不同体裁，对照来读，即相形见“异”。散文《薛大娘》全是本色纪事;小说《薛大娘》则有了素材提炼、细节虚拟，有了典型化，添了小说技法，是篇成功的散文化小说。

　　再是，颇为别致的表述，形成了套路。开篇第一句往往是：“李三是地保，又是更夫。”(《故里杂记》)“詹大胖子是五小的斋夫。”(《桥边小说三篇》)“小姨娘章叔芳是我的继母的异母妹妹。”(《小姨娘》)“皮凤三是清代《清风闸》里的人物。”(《皮凤三楦房子》)印象里这么开头的不下十几二十篇。这么表述，朴实、简短，反而鲜明，更与全篇格调吻合。还譬如，他喜欢这么写：“银匠店出租花轿，不知是一个什么道理。”另外一篇写：“城里人叫他小货郎，也叫他小陈。有些人叫他小陈三，则不知是什么道理。”碰见这“不知”不止十篇八篇。全知的小说作者，故意说到他不知什么，挺别致。陈仓暗度，增添了真实感。然而，再好的开头，再怎么别致的描述，一而再，再而三，一次鲜亮，二次还可以，第三次就勉强了，再多，魅力会所剩无几。特别是连着读上几篇，这个瑕疵愈发碍眼。这又是他与巨匠差距之处。

　　汪氏读者将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汪氏也必影响后人小说创作，这影响虽为细流，却可能绵远。迷恋汪曾祺的后辈，好几位死力模仿他的小说，近乎重排样板戏。几乎没有一位全像的，当然是没有全像的本事。有本事也不必全像，学得再好，形似而已，不备汪曾祺的阅历、品性、学养、识见，哪得神似。应该如汪曾祺师从沈从文，汪氏才是得了恩师精髓。

　　汪曾祺走了许多年，许多年来，报刊时时谈到他，出版社不断印他的书。新近问世的十二卷全集，据说出得很是精致。汪曾祺，汪曾祺的书，今后会被继续谈继续印。赞美汪曾祺的文章很多很多，笔者以“汪粉”一员，静下来思忖思忖，说些闲话，也算姑妄言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