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耕读的远逝与古文的失落——桐城文章的传承裂变

　　摘要：耕读文化源远流长。明清以降与科举制度相契无间，成为古文生存与兴盛的“温床”。晚清之际，随着西洋新知的输入，新学的兴起，科举制的废除，耕读开始分离与远逝;古文的地位与作用一落千丈，由士人学子必备的修养与技能降格为新式学堂学生之人文素质养成。与此同时，以古文称雄于世的桐城文派不仅自身的古文创作不惬人意、难以领袖群伦，而且文脉传承产生了深刻的裂变。因此，在新文化与新教育的体制中，古文的失落不可避免。

　　关键词：耕读 古文 桐城文章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晚清社会发生了诸多颠覆性的深刻变革。伴随着西风东渐、新学兴起，孔孟之道衰微，科举制度废止，传承千年的耕读传统也随之消逝。与此同时，千百年来，经典文体中最具大雅之光的古文，亦黯然而熠，失落于新文化大潮之中。其前因后果，纷繁复杂。本文集中笔墨，从耕读与古文的内在关联切人，解读桐城文章的传承裂变，由此体察其间潜藏的文学变迁、文化重构和教育转型之问的因缘互动，期望为桐城派的文化退场寻绎更广的解读空间。

　　一

　　所谓耕读，即农耕与读书，古徽州宏村民居存留至今的楹联：“耕为本务，读可荣身”。“二字箴言惟勤惟俭，两条正路日读日耕。”道尽了“耕读传家”的深刻义蕴与辩证关系。作为一种文化意识和生存方式，它深深植根于华夏数千年农业文明的沃土，源远流长，为中华文化所独有，并伴随着科举制度的演进而深入人心。获得了上至天子重臣，下至黎民百姓普遍的价值认同和共同遵守。就维系中华传统文化和延续农业文明而言，耕读文化可谓举足轻重。

　　尤其是明清两代，科举制度完全成熟并被严格施行，传统文化的诸多成份笼罩在其阴影之中。而耕与读的奇妙扭结真正将科举以文取士落到了实处。作为农业文明的社会经济基础，无疑以农为本，“躬耕南亩”、自给自足成为广大乡村努力践行且普遍存在的生活图景。重农、务农成为读书人的物质保证和品德砥砺。小康之家乃至书香世家均以耕读自适、自安;或独善其身，或兼善天下，进退自如;即使是贫寒农家，其子弟亦可通过亦耕亦读之路，在温饱自给中，刻苦厉学，寄望科举考试，“学而优则仕”，一冲飞天。“朝为田含郎，暮登天子堂”。这个流传极广的民谚，形象地描绘了极具戏剧性的由“农”而“仕”的可能场景。虽然明知这布衣卿相，往往是千里挑一，可望而不可即;可是，一再重复的少数成功范例，诱使着天下士人学子乐此不疲，迷恋终身。“士”与“农”，作为四民阶层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由“半耕半读”和“耕读传家”而得以相互流通。故梁漱溟先生说：“在中国读与耕之两事，士与农之两种人，其问气脉浑然，相通而不隔。”[1]传统社会的伦理纲纪和社会秩序得到有力的维系和高效的运转。科举制度的功能也因此得以发挥到了极致。检阅《曾国藩全集·家书》，曾国藩以“耕读”治家的思想清楚明白，一以贯之。而要求之严格，叙说之细微，用心之深远，可谓“触目惊心”。兹列数例：

　　耕读之家，谨朴者能延五六代;孝友之家，则可以绵延十代八代。我今赖祖宗之积累，少年早达，深恐其以一身享用殆尽，故教诸弟及儿辈，但愿其为耕读孝友之家，不愿为仕宦之家。

　　——道光二十九年四月十六日与弟书

　　吾家予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换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咸丰四年四月十四日与弟书

　　吾精力日衰，断不能久作此官，内人率儿妇辈久居乡间，将一切规模立定，以耕读之家为本，乃是长久之计。

　　——同治六年五月初五与四弟书

　　不仅曾国藩由耕读“早达”，放眼而观，桐城文人几乎全部出于此途。大概是文人多困厄，桐城派代表人物大半家境贫寒，均由耕读厉学而名扬文苑。方苞在《兄百川墓志铭》和《弟椒涂墓志铭》两文中云其随兄百川读经书、古文，“家贫甚，冬无絮衣，旬月中，屡不再食，益厉学。”刘大槐《田居杂诗二首》云“家世皖江侧，薄田十余亩。”姚鼐《亡弟君俞权厝铭并序》亦坦言：弟兄“以一镫坐三人而读书，其时家贫甚”。姚门弟子方东树、刘开、管同、姚莹等均出身平民，以刻苦厉学而得名。及至吴汝纶、马其昶、姚永朴、姚永概等，也皆出自贫儒之家。皖江侧畔，方圆百里，如此英才辈出，接踵相望，究其“社情民意”，实乃《桐城县志》所录桐城民谚之“富不丢猪，穷不丢书”的耕读乡风使然。康熙朝宰相张英，故里桐城，晚年作《聪训斋语》训诫子孙并告乡人：“所恃以长子孙者，毕竟是耕读两字。⋯⋯乡城耕读，相为循环，可久可大”.而康熙帝为之赐联：“粳稻年年观获乐，子孙世世读书声”[2]。则尽显君臣之于桐城乡风民俗的心灵默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