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胡适和陈独秀相继在《新青年》杂志的2卷5号、6号上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和《文学革命论》。通常，人们把这一年作为“新文学”和“新诗”的起点，由此算来，“新诗”迄今已经百年了。毋庸置疑，一百年前人们对于未来诗歌的想象各不相同。当时在北京，除了胡适和陈独秀之外，五四时代的文人几乎都曾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地参与过诗歌的革新运动。或许不经意间，他们还曾在北京的某条胡同、某个路口擦肩而过。而今天汉语诗歌的局面正是由许多不同思路的探索和努力共同铸就的。在那些历史人物住过的院子、走过的胡同里看一看、走一走，这种“新”诗如巷遇的感受也许会更加真实、鲜明。

　　北京是诗歌变革的第一现场

　　简单地以新、旧这样的时间标准来判定和命名一种文类恐怕是不合理的，因为这样无形中把传统诗词推到了对立面，遮蔽了对于现代汉语自身特点的考察，忽视了诗歌变革过程的复杂性和开放性。所以，更合理的或许应是把“新诗”当成一个动宾短语，而非是一个自足的名词概念。民国初年的诗歌革新是晚清以来思想变革的一部分，这绝非一人一日之功。蔡元培、陈独秀、李大钊、周氏兄弟等虽然主要不以诗人的身份行世，但没有他们的介入，恐怕也就不会有诗歌革新的思想基础和舆论基础，也就不会有白话文运动和白话诗的试验。

　　东单附近的东堂子胡同75号是一个不大起眼的四合院，在房地产开发的过程中，这座小院险些被夷为平地，幸有各方努力，这个“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才得以保存。1917年至1923年，蔡元培就住在这个院子里，其时他身为北大校长。执掌北大之后，蔡元培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关于文科学长的人选，医专校长汤尔和举荐陈独秀，而此时恰好陈独秀人在北京，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里。蔡元培接受任命的当天就前往拜会陈独秀，如是几日。陈独秀本来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无意受聘，蔡元培的反复劝说，特别是建议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办。有感于蔡元培“三顾茅庐”般的诚意，陈独秀同意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此后，蔡元培又陆续招揽来了胡适、李大钊、周氏兄弟等，为白话文学的转型和探索聚齐了一班趣味相投的人马。当时在北大，“新文学”同人积极提倡白话文学，刘师培、黄季刚等则坚决维护文言。蔡元培虽然并不攻击文言，但却相信白话文必定会盛行，所以他也“常常做白话文，替白话文鼓吹”，客观上身体力行地扶助了白话文学的发展。

　　在北大履新之后，陈独秀住进现在的北池子箭杆胡同20号院，直到1920年在腹背受敌的情势之下离开北京，其间《新青年》编辑部也随迁到这里。在诗歌方面，陈独秀为历史所铭记的贡献当然是《文学革命论》。1916年，经上海亚东图书馆汪孟邹的介绍，陈独秀和胡适开始建立联系，几番书信往来，陈独秀邀请胡适把“文学革命八事”“衍为一文，以告当世”。很快，胡适修改完成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上。陈独秀也继起相应，在第2卷第6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文学革命论》。轰轰烈烈的“文学革命”由此拉开序幕。

　　1916年，当陈独秀在上海把《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的时候，几乎同时，李大钊在当年北京菜市口胡同路西的一个院落里参与创办了《晨钟报》。李大钊在北京生活了11年，一共住过约8条胡同。如今，在西单大悦城和君太百货之间有一条皮裤胡同，平日间这里人来人往，但是鲜有人知道当年李大钊编辑《晨钟报》时日日从这里出入。李大钊编辑《晨钟报》的时间并不长，前后不过一个多月，但是《晨钟报》后来经李大钊参与改组为《晨报》，这份报纸的副刊在孙伏园、徐志摩的手中大放异彩，成为“新文学”，尤其是“新月诗派”的重要阵地，冰心也正是经过《晨报》而迅速为文坛所熟知的。

　　此外，住在宣武门外南半截胡同绍兴会馆里的周氏兄弟也先后开始在《新青年》发表诗歌作品。人们一般都知道鲁迅于1918年在《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短篇小说《狂人日记》，事实上就在同一期的第4卷第5号《新青年》上，鲁迅还化名唐俟发表了《梦》《爱之神》《桃花》3首白话诗，仅在两个月后，鲁迅又在第5卷第1号的《新青年》上发表了两首诗。可以说鲁迅最初也是左手写小说、右手写诗歌的。1919年，《新青年》第6卷第2号以头条的位置发表了周作人的《小河》，胡适盛赞其为“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此后，周作人接连发表了《两个扫雪的人》《微明》《路上所见》《北风》等不少诗歌，可谓是一发不可收拾。

　　以北京大学和《新青年》为核心，许多志同道合的文人汇聚在北京。尽管他们当中有些人的首要身份并不是诗人，可他们互为声势、彼此响应，“本其自由之精神、奇僻之思想、锐敏之直觉、活泼之生命”，同社会上的文化保守势力不断地进行耐心而又坚决的论辩。唯其如此，白话诗的发生才成为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