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吴越文化、荆楚文化、巴蜀文化这些长江流域的南方系统文化，已显露出与黄河流域的中原文化的并举之势。1973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村发现的六千多年前的原始居民遗址，更将吴越文化的流源推向远古。浙东是古越族的栖息地，也是越文化的滥筋之地，其人文精神孑然不群。《史记》所载“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因葬焉，命器会稽。”不仅使浙东有禹陵、有会稽、也为古越民族留有“卓苦勤劳之风”。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早已成为古越民族艰韧不拔、百折不挠的精神象征。“越人血战前行的历史，所内化成的精神酵母，使越文化在江南浪漫文化偏于柔弱、纤丽的格局中，独标一种刚健、豪放的风骨，百代而不衰。”①
鲁迅生于浙东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环境中，对故乡的精神传统，他引以为自豪：“于越故称无敌于天下，海岳精液，善生俊异，后先络骚，展其殊才;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苦之风，同勾践坚确慷慨之志，力作治生，卓然足以自理。”②他对明末王思任所概括的“会稽乃报仇雪恨之乡，非藏垢纳污之地”的传统，尤其念念不忘，不仅自觉于与它的血缘关系，而且努力于精神上的承担。在此背景下，古越文化的余脉，形成了鲁迅在文化思考与劳作方面的一个热点。于是，乡邦文献与乡贤著作自然成为鲁迅藏书的一个重要方面。
乡邦文献
《二酉堂丛书》的启示
鲁迅对故里文献的关注，起自少年时代。他曾有感于“会稽故籍，零落至今，未闻后贤为之纲纪”。又遇“张澎所辑书，于凉土文卖，撰集甚众。笃恭乡里，尚此之谓”，爬梳的信念由此而萌发。对此，周作人在回忆鲁迅时说：“不知道在戊戌前的那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的《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
《二酉堂丛书》收汉魏佚文三十六种(道光六年刻本仅二十一种，《鲁迅全集》中注释大约即依据此本)清代嘉庆进士张澎辑。因张澎原籍甘肃武威，所辑地理典籍，乡贤遗集的范围，也以西凉地区为限。对于鲁迅来说，张澎并非乡贤，但他所辑之书，却对鲁迅具有以下作用：
一、启发作用。鲁迅在少年时代，课余的动笔从影描绣像开始，然后进入《茶经》、《五木经》等章木兽鱼虫类书籍的辑抄。这些活动都是凭兴趣进行的。张澎的辑逸工作，启发和促使了少年鲁迅视角的转移，把他的辑抄活动由散漫变为集中，由兴趣转为自觉，形成了他对乡邦文献半生的精力倾注。对这一过程，周作人曾评价说：“这些事情都很琐屑，可影响却很不小，它就‘奠定’了他半生学问事业的倾向，在趣味上直到晚年也还留下好些明了的痕迹。”③
二、示范作用。《二酉堂丛书》的内容、格局，以及辑录者的钩辑方法，都为鲁迅提供了范本。
三、文献作用。鲁迅在后来的治学中，曾有所择取。例如，鲁迅1927年编选《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载：“李益者，字君虞，系出陇西，累官右散骑常侍。太和中，以礼部尚书致仕。时又有一李益，官太子庶子，世因称君虞为‘文章李益’以别之，见《新唐书》(二百三)《李生传》。益当时大有诗名，而今遗集苓落，清张澎曾哀集为一卷，刻《二酉堂丛书》中，前有事辑，收罗李事甚备。”
古逸书辑校与同类藏书
鲁迅关注的乡邦文献的范围，大致是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和人物传记资料。1915年鲁迅将所辑以上内容的古逸书八种刻板印行，定名《会稽郡故书杂集》。收入该书的八种古逸书是：
谢承《会稽先贤传》
虞预《会稽典录》
钟离抽《会稽后贤传记》
贺氏《会稽先贤象赞》
朱育《会稽土地记》
贺循《会稽记》
孔令符《会稽记》
夏侯曾先《会稽地志》
这些古逸书的辑录，所凭依的是《北堂书钞》、《太平御览》、《初学记》、《艺文类聚》等类书，并辅以《三国志》、《水经注》、《会稽三赋》、《姚范援鹑堂笔记》、《隋志》、《唐书》、《太平寰宇记》等书校勘完成。其实鲁迅关注的乡邦文献并不以上述类书和史籍为限，他所涉猎的范围要宽泛得多。与《会稽郡故书杂集》相同内容的古会稽史地方志、先贤事迹古籍，鲁迅尚有以下收藏：宋代施宿的《嘉泰会稽志》、张之昊的《宝庆续会稽志》、高似孙的《剡录》和明代张岱的《明于越三不朽名贤图赞》、清代王龄的《于越先贤象传赞》、李慈铭的《越中先贤祠目》等。
在绍兴的古方志中，鲁迅比较重视《嘉泰会稽志》，《鲁迅日记》1926年4月5日载：“紫佩来，托其代定石印《嘉泰会稽志及宝庆续志》一部”。在鲁迅的购书记录中，预定书的情况不多，托人预定《嘉泰会稽志》，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鲁迅对它的重视。鲁迅在1926年所写的《马上支日记》(七月四日)中仍念念不忘该书：“《嘉泰会稽志》已在石印了，但还未出版，我将来很想查一查，究竟绍兴遇着过多少回大饥懂，竟这样地吓怕了居民，仿佛明天便要到世界末日似的，专喜欢储藏干物品。”遇有日常食品的加工储藏的习俗，考察所依仍不寻其他方志，也可见《嘉秦会稽志》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嘉泰会稽志》二十卷，宋代绍兴府通判施宿著，因完成于宋宁宗嘉泰年间而名其书。鲁迅1926年所购系绍兴周肇祥等据清代嘉庆采鞠轩刊本影印，至今仍存北京鲁迅博物馆。
鲁迅涉猎《嘉泰会稽志》当早于1926年的购书。鲁迅1915年订稿的《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序》中，对作者的时代略有考证：“曾先事迹，亦无可考见。唐时撰述已引其书，而语涉梁武，当是陈隋间人。”《鲁迅全集》对“梁武”的注释是“即南朝梁武帝萧衍(464——549)，502年至549年在位。《嘉泰会稽志》卷六引《会稽地志》‘乌带山’条有‘梁武帝遣乌笪采石于此山而卒’等语。”可见，鲁迅在辑录校勘《会稽郡故书杂集》时，已阅读过该书并且加以利用。1917年鲁迅作《会稽禹庙宝石考》，文中称引：“《嘉泰会稽志》引《孔灵符记》云：‘始皇崩，邑人刻木为像祀之，配食复禹庙。’又云：‘东海圣姑从海中乘石船张石帆至，二物见在庙中。’”这些都是鲁迅利用《嘉泰会稽志》整理乡邦文献的印记。
《宝庆会稽续志》系《嘉泰会稽志》的续志，八卷，张淏撰。鲁迅也是阅读采用在前，购藏在后。1914年3月，鲁迅作《(云谷杂记)序》。因《云谷杂记》也是张淏所著，鲁迅在序中对作者略有介绍并述及《会稽续志》：“候字清源，其先开封人，自其祖寓婺之武义，遂为金华人。举绍兴二十七年进士，补将仕郎，主管吏部架阁文字，举备顾问。绍定元年以奉议郎致仕。又尝侨居会稽，撰《会稽续志》八卷，越中故实，往往赖以考见。”
鲁迅藏书中有《剡录》十卷，清代道光八年刻本，至今仍存。《鲁迅日记》1913年10月5日载：“往本立堂间所订书，大半成就。见《嵘县志》一部，附《剡录》，共十四册，以银二元买之”。在鲁迅收藏的会稽古方志中，《剡录》堪称名志。“剡”为汉时县名，即绍兴所辖八县之一的嵊县。《剡录》内容丰富，记载详实，举凡该县疆域、山川、城池、建置、沿革、官治、户口、物产、赋税、古迹、佛寺、道观、诗经、画史以至草木鱼虫网罗备至，而且条理清晰，文字简洁古雅。在体例上，首创“县纪年”，编年记载历代大事及建置沿革，创方志设大事记的先河。正因为它有诸多优点和独到之处，被后世视为方志体例走向完善与成熟的代表作。它对于鲁迅辑录校勘其他会稽方志的工作，具有范本的作用。
《剡录》之于鲁迅的另一意义，在于其作者高似孙。高系南宋浙江庆元府鄞县人，淳熙十一年进士，历官校书郎，晚年家居越州。《剡录》的撰写，是受该县县令史安之所托。高似孙家学渊博，广见多闻，著有《子略》四卷、《纬略》十二卷、《蟹略》四卷、《砚笺》四卷等，另外尚有《文苑英华钞》四卷、《文选句图》一卷。鲁迅从日本回国后，曾广为搜集乡人著作，有《绍兴八县乡人著作》目录手稿保存至今。目录除对高似孙的《骚略》、《疏寮小集》未能录入外，以上各书均载其中。在《剡录》之外，鲁迅对高似孙其书十分重视，在鲁迅的视野中，高应属重要的乡贤之列。
金石地志鲁迅曾购入《越中金石记》，相近的还有《越中古刻九种》，前者系清代杜春生撰，后者为清代王继香辑。现存鲁迅藏书已不见以上二书踪迹。
